迎接贫民窟|中国梦19

李华芳

在《城市的限度》和《流动的自由》中我已经提及了城市化不可避免要遭遇贫民窟问题，要看的是城市如何去应对和治理。不过这两篇文章，因为涉及到上海，引起了上海一个极端本地主义群体的攻击。在宽带山论坛上你可以找到不少持“外地人是蝗虫”观点的人，当然他们喜欢称外来者为“硬盘”。

这“硬盘”的来历倒是挺曲折的一件事情。“外地”的声母组合是“WD”，这是一个有名的“硬盘”生产厂家西数公司“West Digital”的缩写。浦东张江地区高科技企业的迅速发展引入了不少外地精英，大部分与科技行当相关，这形成了对一部分本地人的竞争，于是这部分IT男开始被称为“硬盘”。到后来极端的本地主义者就用“硬盘”来泛指一切外来者。

本地极端主义者一开始对“张江男”其实是一种担心，因为“张江男”毕竟是外地精英；但用“硬盘”泛指化外地人之后，又开始夹杂着对外地人的“蔑视”。这种一方面又惊又怕一方面故作轻视的心态，说到底毕竟是面对市场竞争产生的各种不自信。这些人一方面忘记了回顾历史，往前回溯三四代，谁是上海人还真不好说。另一方面也忘了放眼看世界，例如美国在发展初期也一样有极端本地主义者，但经济发展催着历史车轮碾过此类不适应竞争的人，到如今只剩下个别人自怨自艾而已。一句话，这些极端本地主义者被淘汰不过是时间问题。

我之前已经说过，从宪法原则来看，上海是全国人民的上海。而极端本地主义原本是个小问题，一来人数少，二来也不掌握社会资源，三来也迟早也要被市场淘汰。但现阶段这些人的确最有可能与城市外来者发生冲突，因为双方本来各自掌握的资源都很少，所以都要去竞争极为有限的资源。吵吵闹闹，好像就成了一件大事。

比方说极端本地主义者看外来者弄个煤球炉子做饭就是污染环境，而外来者没准是生计所迫有样学样觉得和城里穷人一样弄个煤球炉子是迈向了“高端大气上档次”。这道理和香港穷人仇视大陆客差不多，大陆人民向往去香港生孩子，首先是香港穷人不干。因为富人们有更多的选择，香港挤了去欧洲，没什么大不了。而且你也很难想象李嘉诚会不欢迎大陆人，生意摆在那，不做就不是商人了。

上海市的经营管理者当然也欢迎外地人。这和本地人口生育率下降、人口结构老龄化等长期影响因素有关，当然也和行政官员任期内追逐经济增长有关，这一切都离不开外来者。当然从政府角度来看，真正要落户上海的，还需要符合一系列特定的指标，满足打分条件方能落户。这一思路其实暴露出城市经营者和管理者们并没有做好迎接贫民窟的打算。如果不正视贫民窟的问题，可能会对未来的城市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

什么是贫民窟呢？统一的定义很难，但基本上可以用人均居住空间和享有的公共设施和服务来衡量。我和茅于轼老师交流过这个问题，茅老师曾经提出过用一个厕所几人用来看这个贫民窟问题，是一个很实用的角度。一户核式家庭，3人共用一个厕所，算是标准配置。但如果一个群居屋里8-10人共用一个厕所，这种聚居形式不管是不是在很好的小区里，就是事实上的贫民窟。只不过其表现形式没有像棚户区这么明显而已。

学界对贫民窟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以下几个特征来概括：一处高密度聚居的城市区域，居住条件差，个人空间狭小，公共设施和服务极端不足，并且有大量流动的无固定收入的人员。贫民窟是个国际现象，遍布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大城市。

贫民窟扩张最为主要的原因是乡村里的穷人往有更多选择的大城市集中造成的。历史已经表明了这一点。比如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初，伦敦东部的白教堂地区（Whitechapel）就是一个贫民窟。这个地区最广为人知的传说就是开膛手杰克。连环杀手杰克在白教堂地区残杀了7名妓女，最终逃之夭夭，警察未能将其逮捕归案。开膛手杰克的例子点明了贫民窟的两个重要特征：卖淫和犯罪。但即便是恐怖的开膛手，依旧未能阻挡英国乡村人往白教堂地区集中，概因周遭的工厂和商店有工作的机会。

《城市的胜利》一书的作者、哈佛大学教授格莱泽（Glaeser）提出过一个贫民窟的现代化理论。这个理论是说贫民窟是一个中短期现象，是一个城市化的过渡环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扩展，早先生活在贫民窟的人最终逐渐融入城市，变成了城里人。这样其他人慢慢跟进，最后大家就都成了城里人。所以贫民窟现象作为过渡时期的一个环节并不足虑。

一方面，格莱泽或许是对的。伦敦白教堂地区早已经摆脱了贫民窟的窘境。同样的例子是纽约的“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作为北美最早的移民聚集地和贫民窟，这个安·兰德笔下的混乱无序臭名遭著的“地狱厨房区”在哈德逊河边上，属于曼哈顿。现在人们通常叫它中城西区（Midtown West），早已与地狱厨房的形象没什么关系了。1990年之前，该区的房价还低于曼哈顿平均水平，这也导致了大量艺术家聚集此地，成为世界文化创意产业的源头之一。如今该地区的房租已经超过了曼哈顿的平均水平，毗邻百老汇剧院和时代广场，臭名遭著也与其无缘了。这样看起来，贫民窟也许的确只是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过渡现象。

但是另一方面，格莱泽的乐观看起来是没有道理的。联合国2012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全球有8亿多人口生活在贫民窟，并且从2000到2010年间，每年贫民窟人口增长约为600万左右。的确，这是个出人意料的结果，谁能料到贫民窟是在扩张的呢。

为什么贫民窟看起来不仅没有缩小消失反而不断扩大呢？有些贫民窟持续延存数十年，而且造成代际传承，贫民窟的孩子无法摆脱贫民窟的命运，这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大体而言，治理贫民窟的政策常常失灵是因为贫民窟没有正常运行的市场机制、法律执行也很难到位，这导致了治理困境，进一步阻吓了投资，贫民窟就难以脱贫。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贫民窟的脏乱差环境往往对成长在那里的儿童产生不利的影响，贫民窟儿童的人力资本包括身体上和接受教育上都难以积累。这就陷入了“贫困陷阱”。贝纳济（Abhijit Banerjee）和杜芙洛（Esther Duflo）在《贫困经济学》（Poor Economics）一书中以印度为例，解释过这种“贫困陷阱”的产生和延续问题。

由于印度电影《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热映，使得大众熟悉了孟买超过100万人的达拉维（Dharavi）贫民窟。但这并非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根据麦克·戴维斯（Mike Davis）在《贫民窟星球》（Planet of Slums）中的统计，位居贫民窟前三甲的是有400万贫民的墨西哥的墨西哥城的那扎-查可-伊泽塔区（Neza-Chalco-Izta）、220万贫民的委内维拉的加拉加斯的解放区（Libertador）、以及200万贫民的哥伦比亚的波哥大的玻利瓦尔城（El Sur-Ciudad Bolivar）。

这些规模巨大的贫民窟暂时看不到脱贫的可能性，其存续也是对城市化理论的巨大挑战。举这些例子是想提醒国内城市的经营管理者，要做好迎接城市贫民窟的准备，因为这会是一个长期又艰巨且没有现成答案的挑战。

李华芳，2014，贫民窟的挑战，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2月18日，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4/2/18/111851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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