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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李华芳


迄今为止的继续支持计划生育(或者抑制生育)的意见,无非是两条:一是资源有限;二是放开生育穷人就会多生。

他们喜欢从“身边的观察”“有人说”等出发,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谈资源有限,他就说你挤过上海地铁吗?谈穷人多生,他就说我老家山区有人家生了5-6个。再不行,他就假设要是没有计划生育,中国人口早就过25亿了(但这数字到底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我在《小城镇往何处去——重读费孝通》和《大小城市的实证论法——讨论城市大小时,你在说什么?》中提到过公共讨论要注意三件大事:抽样、因果性、一般化。虽然这三样我之前用在讨论城市化的议题上,但在讨论人口问题的时候也一样需要坚持。

(一)抽样问题

抽样问题很常见。例如“有人说”“自己的有限观察”“某山区”“有那么一家人”“甚至一个地区例如上海”等,这些都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情况,犯了抽样上的错误。

另外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世界变化快,要应对时间的变化,有两种办法:要么看长时段,要么讨论下近期的问题。但拿出十几年前的数据说现在的事,也是抽样不合适,因那段数据的约束条件到今天已完全不同。

还有就是数据的问题。比如有些人质疑世界银行的数据,这我完全同意,使用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但除非有比世行数据更好的选择(这不能靠一个人走几个点问几个老乡)。

世行的数据比个人采集要有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投入不一样。世行数据多依靠大样本,除了各国政府花成千上百万,也通过世行项目花费大本钱去采集数据。比如中国样本通常是大陆各省市的全样本调查,耗时甚久,动用人工上千,花费巨大。没有上百万美元经费的投入,要取得和世行一样质量的数据,很难。目前为止,我认为世行的数据还是非常有用。

有人说自己下去人口普查时遇到漏报瞒报,自己也就将就了。这当然有很多种因素导致,例如调查人员不负责任、培训不足、基层情况复杂难以摸清底细等等。但漏报瞒报率在普查数据处理时,也是有考虑的。统计上,我们假定人口结构性的内部差异在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之间是差不多的,那么就可以据此来测算漏报瞒报率。这种影响到底有多大呢?按目前的结果来看,影响不大。

(二)因果关系

2.1越穷越生?

关于生育率上的因果性,说穷人越穷越生的因果关系是因为穷所以能依靠的东西不多,只能依靠劳力,要依靠劳力,没什么办法的情况下就只能多生。然后穷人穷,生出来不管孩子教育,然后就恶性循环。但这只在赤贫阶段且缺少避孕措施的时候才成立,例如在依旧贫穷的撒哈拉以南地区。盖茨基金会发现即使非常贫困,妇女如果学习了避孕知识以及提供便宜的避孕套后,生育率就会下降(点这里,学习作为“发展经济学家”的比尔·盖茨的一封信)。当然贫困通常会导致避孕知识缺乏。

但赤贫人口的生育率高、婴儿死亡率也高,人口增长率反而不一定是最高的。即便是我们姑且暂时承认越穷越生这种说法,推算生育人口数量时,也该采用近期的贫困人口数据为宜。(参见《更新知识比抑制生育更重要》)

中国的事情有时候当然比较奇葩。比如避孕药和避孕工具,如果能以便宜的价格进口,对那些自愿节制生育或推迟生育的来说,当然是福音了。但是你万万想不到,1953年的时候,卫生部通知海关禁止进口避孕药和用具。好在邓小平不糊涂,同年8月,就指示卫生部要改正“禁止避孕药品和用具进口”的做法,并下发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但一直要到1956年,城市节制生育的事情才慢慢推开了,这说的是“自愿”。

说避孕,是因在我们谈穷人越穷越生时,实际上固定了其他的影响因素,没有去讨论,但并不表示这些因素不存在。一旦例如避孕知识和工具的约束发生变化,穷人的生育模式就可能发生变化。

但总有人要“为穷人做主”,穷人能生多少要他们来说了算。这种思维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改革,当我回顾那些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论战的时候,一点不觉得恍如隔世,因为现在这种思维还在继续。骨子里就是对他人自由的深深不信任所致。这会通往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哈耶克有两本书写这个事情,从《致命的自负》到《通往奴役之路》。

另一点就是我之前在《穷人真的越穷越生吗?》强调的,经济发展才是最好的抑制人口的措施。按照“穷人越穷越生”的对等逻辑,一户家庭收入水平增长会直接导致生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这样穷人变富就不仅会权衡生育成本,而且也会看对后代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孩子的质量在这个时候要远远高于数量上的考虑了。

那么我们怎么看这因果性是不是真的成立呢?当然“听有人说”也是种办法,但大体上不如看看经济发展了(人变富了)人口增长率是不是下降了(就少生一点了)。如果是的,且在很多国家都这样,那么我们或许就比道听途说能更有信心说,这种因果性是成立的。

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图一:各国人口增长率图。Switerland-瑞士,UK-英国,US-美国,Sweden-瑞典,China-中国,Japan-日本。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如图所示,瑞士、英国、美国、瑞典等显然就是如此,日本的例子甚至典型过头了,因为人口增长为负数,政府各种鼓励生育也不见效。而中国呢?近5年以来,人口增长率已经远低于这些发达国家(日本除外)。这意味着什么呢?其实就是说明,随着经济发展,中国人开始变富,人均收入增长后,导致了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发展导致人口下滑的作用更强大一些。

2.2资源有限

关于“资源有限所以人不能太多”这件事为什么是错的,我已经写过两篇文章,不重复所有论述。只是提醒下“人去适应资源”是一种计划经济思维的后遗症(参见《是谁在支持计划生育》);同时也忽略了人多的可能性,尤其是对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的推动从而带来的资源极大丰富,以及加上由于制度和技术变动引发的经济增长反过来对人口的抑制作用(参见《“增长的极限”错在哪里?》)。

新世纪过去十几年了,还拿着1990年代的故事说事情,说的还跟1970年代的“极限论”差不多,这真的好吗?还是来让我说点新鲜的吧。资源有限为什么会被新技术和新制度打破呢?因为资源有限的假设并不考虑人口与其他因素之间的互动对资源的拓展。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城市化。在大城市没有因为市场经济发展起来之前,谁能想到上海浦东陆家嘴这种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成为全国的金融中心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之一?这种城市化夹杂着技术和制度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养活养好人口的约束条件,城市化的速度快,能负担起更多的人口。

但我这么说,你一般还是不相信。怎么办呢?看看英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是不是经历过类似的情景。这当然是一种近似,而不是绝对的。但背后的逻辑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导致的“城市化”能养更多人,所以所谓的“增长的极限”会被改变。

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图二:各国大城市的人口占比。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上图已经比较清楚显示了中国还有“很大很大”的上升空间,类似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能不能容纳3000万甚至更多的人口,比例上趋近东京呢?当然是有可能的。1970年代那批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和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在建构增长极限时,考虑的逻辑是“负反馈”(参见《“增长的极限”错在哪里?》)。但现实的历史发展不断证明的是“人口-创新(技术与制度)-发展–降低生育率”这样的路径。

我觉得是时候抛弃陈旧观念,用新的证据来看看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如果你接受地球资源有限的“科学逻辑”,就应当接受能量守恒的逻辑,那么人口就不可能无限制增长。所以“担心人口无限制增长”就相当于又回头去“冒犯”自己一开始接受的“极限论”逻辑。当然,人口不会无限增长,其实现的路径并不能依靠强制计划生育或者抑制生育来实现,而是靠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和制度变革,所谓“工夫在诗外”。

(三)一般化

然后就是要小心结果的一般化了。

你说穷人越穷越生,所以放开生穷人就会猛生。我说不一定,因为还要考虑避孕、教育、经济发展等对生育率的影响。

你说地球资源有限,中国资源也有限,所以要再抑制生育几十年。我说不一定,因为资源有限论是一个假说,没有考虑到人口变化导致的动态变动,例如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尤其是城市化这件事,是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等一起作用的结果,能使得有限的资源容纳更多的人口,不仅养得活,而且养得好。(参见Ed Glaeser的Triumph of the City。)

“资源总有限”和“穷人会猛生”这两条都是很“一般化”的论述,但能不能适用,要多想想我提出的“不一定”的那些情况。

(四)现在和未来

最后让我说说现在的情况,因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或者广义的人口政策,还是要靠理性推导来解决。

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图三:各国总和生育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抑制生育论错在哪里?

(图四:各国千人生育率。数据来源:世界银行)

上述两张图表示的情况差不多,但统计的方法不一样。大致上可以这样理解,前者是一个“平均意义”上的妇女一生生育孩子的数量,后者是每千人中的孩子数量。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和整体生育率目前都低于英美,略高于日本。

我们现在还缺少对生育意向的大规模调查,但有一份2014年1月《长江商报》对72660个样本(其中男性35047,女性37613)的生育意向在线调查,针对“如果计划生育政策开放,你想生几个孩子?”,24%的男性选生1胎,71%的男性选择生2胎,4%选择生3胎或以上;女性是22%生1胎,74%生2胎,3%生3胎及以上。取平均值的话,约在1.82左右(这里采用何亚福的计算方式,假定完全按照这种方式生育,并且想生3个以上的按4算,就有1×(24% 22%)/2 2×(71% 74%)/2 4×(4% 3%)/2 0×1%=1.82;其中加总遗漏约1%的人选择不生)。

这一推测与世界银行的数据差不多,但依旧低于联合国2.1的自然更替水平。自然更替水平,简单来说就是每个妇女平均生育2.1个小孩,这个社会的人口能正常更替。低于这个水平,社会人口就会减少,老少比会失调。

上面这个样本的好处是抽样是随机的,数量规模也不小。但问题是这是在线的样本,这或许就使得那些没有办法接触网络的人被排除在外了。所以使用的时候要小心。我们也不能一般化说这就代表了中国的生育意向。只能说,仅就这个样本而言,是不容乐观的结果(放开生也生不到自然更替水平)。

但我们还可以对照普查的结果。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18,远低于联合国对自然更替水平2.1的认定。这是大部分经济发达国家遇到的困境。是以,在言之凿凿继续抑制生育几十年之前,要真的搞清楚“继续抑制生育”在现阶段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不能继续抑制生育,且应当取消计划生育及一切形式的对生育数量的管制,是因为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晚,或许能让中国免于陷入发达国家的人口困境。但这些还是在功利主义层面讨论问题,从权利的层面的讨论,可以参见我之前写的《为什么必须废除计划生育》以及《坚持生育自由、废除计划生育》。

在严肃的公共讨论面前,单靠感情解决不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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