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西部，还是发展东部

李华芳 （微博：@RU李华芳）

中国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是一直长期存在的现象。有一些是自然条件的限制，比如尽管西部有丰富的资源，但是交通不够便利，离大型港口的距离太远；另一些限制则是由于政策不当所致，例如以“西部大开发”为导向，却没有建立起资金和劳动力能自由流转的市场机制，而多靠政府出资，且利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的跨省流动。

作为自然的经济现象，人口朝特定空间集聚在全球都很普遍。尤其是东部的港口大城市，往往能吸引人，这些地区就发展得快。这样剩下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出后，人均的产出和收益也会相应增长。因此，在资金和人才能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到东部大城市的边际收益最终会和留在西部的边际收益相当，到那个时候，人口流动就会趋于稳定。

而当下的政策却是限制人口的流动，利用用地指标和财政转移支付来固定住东西部的人口流动，试图以此来缩减东西部的收入差距，最终达到均衡发展的目的。这样做的效果可能不会如人意，因为这一政策的效率存疑。

除了土地等自然资源不可流动外，人和钱，这两样市场经济里最活跃的因素，总是要流动的。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就表明，即便在受到各种各样的严格限制，人口还是不可阻挡的前往“北上广深”，这就表明了在这些大城市高收益的驱动下，人的自然集聚过程。

现在严格控制大城市人口的做法，无非是只看到了大城市人口增加的成本，但没有看到由于城市人口集聚带来的收益，以及由于规模经济导致的公共服务供给的成本下降。一增一减，足以抵消由于人口增加带来的成本。钱的问题也是一样，本来应该配置到最高效率的地方去，但由于要扶持不发达地区，这些钱反而被用到了不那么高效的地方。

政府要避免东西部发展失衡，维持一定程度的公平，这一目标本身没有错，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选择上，是不够有效的。

麻省理工学院的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罗宾逊（James Robinson）教授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提到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等各种因素或许都对一个地方的贫穷或富裕有影响，但地理相近气候相似的地区也有贫穷富裕之分，其中关键还在“制度”。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地方，经济就会发展得比较好；反之则不然。

中国的改革开放史就是“制度变革带来巨大收益”的明证。因此，要避免东西部发展失衡，也还要从制度变革入手，废除阻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一方面，要改变目前的户籍制度，仅仅是消除城乡之别还不够，重要的是消除跨省市流动的障碍。随着户籍改革的展开，中央的转移支付也可以跟着人走，而不是跟着地区走。

另一方面，要允许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创新，比如化对口支援为相互交易，发展地方间的要素市场，这样也有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市场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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