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致哀那些在昆明受难的人。

听到议论纷纷，事实真相难明。但有一点确定，这是“恐怖主义”。泛泛的讨论很容易陷入到民族关系的纷争、贫富差距的拉大、或者政治压制的加强等，但这是不是这次恐怖行为的因素呢？现在下结论当然为时尚早。不过可以回顾一下之前的研究，来看看恐怖主义的起源，兴许能带来些启示。

恐怖主义定义纷杂，但有几点共同之处：1，出于政治、宗教或信仰的目的；2，有组织有系统的使用武力；3，针对平民发起攻击。全球恐怖主义数据库（GTD）新增了一条，即违法国际人权法。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就了恐怖分子或者恐怖主义呢？2001年美国9·11事件之后，大批学者试图搞清楚这个问题。一个容易想到的解释是因为这些恐怖分子比较贫穷，所以容易走上极端行为。目前很多在解释中国民族关系不和谐的时候，这个理由也被频繁使用。但这个是真的吗？9·11委员会的报告最终揭示的是另一个故事，那就是恐怖分子通常都不是穷人，相反总体而言是出生中产阶级家庭、甚至是高收入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所以委员会报告的一个结论就是“贫穷并不是恐怖主义的根源”。

普林斯顿大学的Alan Krueger在《什么造就恐怖分子？经济学与恐怖主义之源（What makes a terrorist？economics and roots of terrorism）》一书中进一步解释了这一点。哈佛大学的Alberto Abadie2006年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文章《贫穷、政治自由与恐怖之源（Poverty, political freedom, and the roots of terrorism）》也证明了相同的结论。所谓贫穷剥夺并不是产生恐怖主义的温床。

此外Krueger教授还解释了另一个对恐怖分子的误解，即认为恐怖分子通常知识水平低下，所以容易被极端的信念鼓动。但事实上恐怖分子并非文盲，而往往受过良好教育。

Krueger的另外一个解释是针对恐怖分子就是憎恨西方民主制度而言的，所以尽管不低的收入和较高的教育水平意味着很高的实行恐怖主义行为的“机会成本”，但这些恐怖分子试图通过极端行为来影响政治结果，最终实现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均衡。所以一旦国家的某些政策将利益相关者参与讨价还价的权利排除在外，例如某些特别有针对性的民族政策（系统性的查验某个民族的人的身份背景）却将权利人的意见排除在外，反而更加容易激发恐怖主义行为。

一个更加全面的解释来自德国弗莱堡大学的Krisztina Kis-Katos，Helge Liebert和Günther G. Schulze三位学者在《欧洲政治经济学期刊》发表的《论国内外恐怖主义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terrorism）》一文。这篇文章采用GTD从1970年到2007年159个国家的恐怖活动数据，系统检验了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开放程度、政治参与程度、党派竞争程度、民主或独裁持续的时间、内战持续的时间等各类因素，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首先，恐怖主义更有可能起源自富一点的国家。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穷到恐怖不起来”。随着人均GDP的增加，恐怖活动也会随之单调递增。

其次，政治越开明，恐怖活动不一定少。尤其是内部冲突的历史往往在恐怖主义起源中扮演重要的作用。如果在过去5年中，内部冲突每多持续一年，恐怖活动就会上升17%。另外，过往5年里每多一年无政府状态或者剧烈的转型，恐怖活动就会上升20-25%。此外，过往的恐怖活动水平直接影响当下的恐怖活动水平。而平稳的转型却可能减少恐怖活动。

最后，在极端的专制独裁情况下，恐怖活动也比较多。但一旦独裁专制维持很长时期，反而也有助于减少恐怖活动。

当然这类分析的问题在于无法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和维持专制带来内部冲突加剧的情况下，恐怖活动到底会增加还是减少。因为每一类因素对恐怖活动的影响不一样。不过这当然也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某一类因素。

芝加哥大学的Ethan Bueno de Mesquita在《美国政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恐怖的质量（The quality of terror）》其中谈到国家的力量对抑制和打击恐怖活动的作用。

这个解释或许是更好的，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都涉及到一个国家控制力的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深刻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行政，美国通过设立国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和扩大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权责来应对恐怖活动。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集权化了，只是最近爆出斯诺登事件，才迫使美国人从另一方面来反思打击恐怖主义是不是走过头，侵害到个人的自由和权利。这是一直在进行的辩论。

但对恐怖主义活动而言，存在一个悖论。如果恐怖活动想获取更有利于自己的政治均衡，那么就需要削弱当前的执政力量。但恐怖活动本身不仅丧失了道义上的支持，同时也会极大促使执政力量进一步增强实力，也就是说国家的力量会进一步增强。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恐怕都是如此，而恐怖主义也会进一步受到打击。

如何应对恐怖主义，是全世界都面临的挑战。要避免的是，迅速将恐怖主义起源归因于某类特定的原因。迅速归因于民族矛盾、贫富差距、或者政治压制不仅无助于了解恐怖主义起源，反而可能激化恐怖主义。但与此同时，打击恐怖主义也刻不容缓。此时增强的国家力量要以何种方式制衡，这或许是在反恐的同时，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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