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镇为什么是个大问题？-李华芳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小城镇为什么是个大问题？

——读费孝通《小城镇四记》

李华芳

1 为什么要重读费孝通？

在我和黄亚生教授编辑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一书中，涉及讨论过“小城镇”还是“大城市”的话题，主要的观点还是要以发展大城市为主。在陆铭的《空间的力量》（参见《入城破藩篱》，点此阅读）中，完成了“去往大城市”的论证。但小城镇到底有没有合理性呢？如果有的话，到底要怎么发展呢？

本届习李政府的一项重头工作就是推进“城镇化”，但按照费孝通的看法，“城市”和“集镇”是两码事。齐头并进里可能产生矛盾：比如建设资金到底是拨给大城市还是中小集镇？是所谓就地城镇化还是大城市优先？当然也会有相互便利的地方，比如说大城市发展带动了周边城市的发展，或者小集镇通过内源性力量成长为中型城市。那么到底该怎么做呢？

在贸贸然作决定之前，回头去看看中国的“集镇”的发展史，或许会有启示。这就不得不提费孝通的一本小书《小城镇四记》。中国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不多，费孝通算一位。1981年，费孝通获得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的赫胥黎奖，足以佐证“享誉国际”一事。《小城镇四记》发表的时间是1983年，是对《江村经济》的一项后续研究，四次重访江苏各地调研后的成果。

与习李政府对城镇化战略已经有想法不同，费孝通写《小城镇四记》时是胡耀邦主政。胡耀邦还为这本书做了推荐序，全文很短，如下：

推荐一本书

发展小城镇这件事，我们党内有许多同志还没有接触过。我也是蜻蜓点水，因此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更不可能拿出一套正确的措施。既然拿不出，就不必急忙作决策，用简单的行政手段推行。凡属不成熟的事硬着头皮去干，事情必然成不了功。我在这方面吃苦头是很多的。

但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1983年11月5日

也就是说，发展小城镇这件事在80年代初期还新鲜得很，决策者也在摸索。这个时候费孝通的工作就是调研，然后将学术成果展现出来，从而助益公共政策的制定。杜润生在推荐费孝通这本书的时候说：“发展小城镇，是当今我国农村中的一件大事。对这件事各方认识不尽完全一致。但小城镇的数量远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这已是公认的事实。小城镇本身产业结构不能千篇一律，有了小城镇还应有中等城市作为大小城市的联结点，中等城市的数量也应有所增加，这也是无疑的事。”

我们经常说做研究，要不就是现实问题带来了挑战，要不就是出自对自己之前学术研究的后续研究，费孝通的《小城镇四记》是两面均沾，所以当然是值得一读的。

2 费孝通说了啥？

那么费孝通对小城镇的研究到底说了些什么呢？背后当然是要解决农村的问题，更大一点的则是中国的发展问题。在改革刚刚起步的阶段，思考小城镇的问题也是学术对现实的关照和反应。费孝通的问题是有好些现实的挑战，需要发展小城镇来解决。比如说“要使农村里面的知识分子不到大城市来，不解决小城镇问题就难以做到。”（页9）当然这个问题其实问错了，为什么不能让农村的知识分子到大城市来呢。

但接下来的分析却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的国家只有大城市、中城市没有小城镇，农村里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就没有腿”，所以“要把小城镇建设成为农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小城镇建设是发展农村经济、解决人口出路的一个大问题”。（页9-10）费孝通是将“比农村高一层次，但是又与农村紧密相关的社会实体”叫做“小城镇”的。在名称问题上，费孝通也有疑虑，最后认为“城镇偏向城的一方，而实际上却是乡的中心”。所以提出不如叫做“集镇”，这也与“赶集”的传统相符合，并且赶集有“赶大集”与“赶小集”之分，与集镇大小也有关系。

我们常常口头上说中国地大物博，但在做决策的时候却往往忽视地方的差异性，政策容易搞一刀切。但费孝通很早就注意到不能忽视小城镇之间的差异性，也就是说必须研究不同类型的集镇。比如说震泽镇的航船，来自镇周围的各村，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是以农副产品和工业品集散为主要特点的一个农村经济中心；而盛泽镇以丝绸业著称，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是一个丝织工业中心，是具有专门化工业的小城镇。这是由历史路径依赖所造成的；而作为政治中心是松陵镇；同里镇是达官贵人居所，但交通枢纽却是平望镇。

各个镇有共性，但更重要的是其差异性。费孝通也观察到小城镇实际上是在日益衰落，并且这不是一个镇的事情，而是有一定范围的普遍性。费孝通解释小城镇衰落的原因有两个面向：首先，从农村来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其次，从小城镇方面来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收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留不住居民，人口下降。

费孝通还进一步指出：小城镇越衰落，作为它的乡脚的附近农村发展农副业商品生产的阻力就越大；反过来，农村商品经济水平越低，作为其中心的小城镇的衰落就愈益加剧。所以农村与小城镇间经济上的恶性循环是小城镇衰落的必然结果。而从人民公社到文化大革命，个体商业和集市贸易不断遭受打击，“连农民体格篮子在镇上卖几只鸡蛋也要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国有化经营沉重打击了农村和小城镇的发展。更进一步，用行政渠道来控制商品流通，势必造成农民买卖的困境，成为农村和小城镇发展的障碍。

不过那些有所发展的集镇，却是因为发展了工业，吸收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导致了经济发展。例如在小城镇普遍衰落期间例外的是莘塔公社，由于大搞工业，反而突破了以粮为纲的限制，经济有所发展，并且吸引了人口集聚。当然社队工业也是因为大锅饭体制下养了太多的剩余劳动力，这样为了解决出路问题，社队工业其实往往是被“逼上梁山”，没办法的选择。

这其实就是所谓乡镇企业的兴起，当然各地乡镇企业的发展模式不一样，但大体上费孝通观察到了乡镇企业发展的趋势。这种发展也使得集镇与大中城市的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并使得苏南地区的城市工业、乡镇工业与农村副业的互相促进，成为了一个区域经济的大系统。

费孝通把这种内源性发展导致的小城镇集聚，叫做“离土不离乡”，也就是农业人口是就近被集镇工业发展所吸纳；但费孝通同时观察到另一种现象的兴起，这就是“离乡不背井”季节性的外出务工，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了数以亿计的群体。而这部分人的城市化，恰是今日“人的城市化”的最大挑战。

3 费孝通研究的几点启示

我们在《真实的中国》里强调了人口往大城市转移，需要“人的城市化”。不过费孝通研究的一个启示是集镇的内源性发展，最终扩大集镇规模的“自发模式”。这种模式的讨论尽管也不少，但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够。现在的城镇化战略，最担心的就是行政力量过多介入这种自发模式，任意打压或者拔高，都会对内源性增长造成伤害。并且要尊重地方的差异性，中国行政力量的惯性非常强大，所以很容易将政策调到一刀切的模式上，取消差异性的结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但我还想谈谈的是费孝通的学术研究方法。我在文章开头就说费孝通享有国际声誉，这不是浪得虚名。当然享有国际声誉的社会学家恐怕要数密歇根大学的谢宇教授。谢教授在谈研究方法论的《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一书中用现代学术语言谈了学术研究三点最需要注意的地方：一是抽样的问题；二是相关性不同于因果性；三是结论的一般化要谨慎。但这已经是学术发展了数十年之后的总结，在费孝通时代大量的定量研究尚没有出现，尤其在社会学领域更是如此。

而费孝通的行文却处处把握住了这三个最基本的点。比如文章开头就提出“可见中国之大，不允许我们做井底之蛙。即使以后研究范围扩大到江苏全省，对全国而言，它仍旧只是一个点而已。我们要提出江苏在全国、苏州在江苏、吴江在苏州，它们所处的地位怎样的问题来告诫自己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以点概面。相反应当提出认识的限度和吴江县小城镇的特殊性和局限性。”（页4-5）对样本的局限性有很好的认识。

但同时也没有贸然贬低自己研究的有效性，对结论一般化作出了很好的解释，提出“然而管中窥豹所见的毕竟是豹的一个部分。吴江县小城镇有它的特殊性，但也有中国小城镇的共性。只要我们真正科学地解剖这只麻雀，并摆正点和面的未知，恰当处理两者关系，那么，在一定程度上点上的调查也能反映全局的基本面貌。……现在在这里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将来在别的地方也会碰到。”（页4-5）

最后费孝通提出的科学研究要与实际挂钩，尽管是一个老话题，但也值得强调。好的学术作品不仅仅超越时代，就社会科学而言，往往也是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提出的挑战的回应。在城市化这样至关重要的议题上，更应该让科学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面对面，将科研与实践结合起来。这就需要提到费孝通再度四访江苏实地调研，尽管这些调研多多少少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协助，但的确从实地获得了第一手资料，这种态度是难能可贵，值得今日的后学效法。

费孝通所谓“我看人看我”，不仅是说要在学界内部认真对待别人怎么看我们自己所看到的东西，也是说要在更广阔的范围里认真对待别人怎么看我们的研究。诚哉斯言，惟认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