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缘起

2009年冬天，胡舒立带领团队从《财经》出走，成了中国新闻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这一事件夹杂了劳资双方的纠纷和对新闻自由的讨论，最终陷入一团疑云。但随着时间推移，原来的《财经》犀利依旧，新的《财新》锐意进取，从《财经》一枝独秀变成了双花怒放，反倒是创造了更多的空间。也就是那年冬天，我以特约学术编辑的身份临时加入《财经》杂志，开始负责评论部分的组稿工作。原本以为会是一个很短期的工作，但没想到一直坚持到了现在，变成了长期坚持的工作。

由于自己之前也有浮躁的媒体评论的经验，所以想着既要专业又要沉潜。一方面我深感不专业的评论不仅无助于澄清事实，更不利于推进讨论，遑论推动中国的改革，所以我着手这项《财经》评论工作的时候，就想着能多采用一些更为专业的评论。专业的评论面临的困难是缺少专业的作者，或者专业的学者有时候很难将自己的想法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表达。所以我的决定是与年轻一些的学者一起成长。

当然另一方面也很难找到一个富有雄心和宽容的平台，去实践一项史无前例的“马拉松式”评论，那就是围绕一个议题，连续用几年的时间，从各个方面去加以评论。这样做当然也未必能把一个话题完全说清楚，但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至少比那些只追着热点跑的要清楚一点。我当时提出的设定是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城市化”和“老龄化”三个大议题。当然由于众所周知的媒体管制，第一个议题未能展开。但在过去的3年多时间里，《财经》评论花了很大的力气关注“中国模式和城市化”的议题。

这项工作的一个成果就是呈现在大家面前的这一本由黄亚生教授和我编辑的《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除了导言和每一部分的开头导语之外，这里收集的评论都已经在《财经》杂志刊出过。随着中国进入习李时期，城市化（或称城镇化）突然成了一个热点，这个时候推出这本“思考已经经过发酵”的书，我相信自有其意义。

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已经发过的评论，还要再编辑这么一本书出来呢？这也有两个实际的考虑。首先，这些评论刊发的时候，并没有清晰的逻辑去组织。尽管我们围绕一个很大的议题，进行方方面面的讨论，但碎片化的方式可能会让人有片刻的遐思和感动，却不容易促成长久的思考。所以按照新的框架重新编辑这些文章后，或许会带给认真思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更多的启示。这当然是本书诚挚的愿望。

其次，受各种电子出版风潮的影响，传统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似乎正在下降，每一个人都在迫不及待的言说，受众的热情来得快去得急，反而没留下什么印象深刻的东西。而将文章编好然后传递给细分市场的受众这种“编辑工作”，在我看来，依旧有充满传奇般的魅力，这不仅是黄昏里传下一盏灯的事业，更是留给未来某处穿越时空而来的知音的伟业。

我们当然不至于狂妄声称这是一本你必须读的书，或者说我们已经做到了最好的评论，又或者认为我们已经谈清楚了中国模式和城市化各个方面。我们绝无真理在握的想法，反倒是有些忐忑不安得向读者呈现这份我们谦卑的作业。值得说明的是，这本书中的很多评论，是在编辑部的争论中勉强杀出的。由于编辑们经常出现分歧，所以我们可能也误杀了不少好稿。尽管如此，我们也很难说这本书中的所有观点和结论都已经是无可争议的，相反，如果能激励出新的想法和洞见，这才是本书最大的价值所在。

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我与黄亚生老师几番讨论，厘定框架。我还记得在2009年末2010年初时，满世界都是“中国模式论”的赞歌，我约黄老师写了一篇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也是本书第一篇《“中国模式”有多独特？》。此文使不少沉醉在“盛世”幻觉中的人得以清醒，确实有当头棒喝的功效。读者诸君读后若有所增益，要记得感谢黄老师。

2“中国模式”有多独特？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褪热度。随着“中国梦”一词的提出，关于中国到底要走何种道路的争论恐怕会更加激烈。而我认为在急切进入新议题之前，回顾一下现有的争议是极为有益的。那就不妨回顾下围绕“中国模式”产生的诸种争议。

首先“中国模式”是不是存在？如果有所谓“中国模式”，指的又是什么？这种模式真的是特殊独到的么？未来中国真正的挑战又在什么地方？最后，到底如何应对这种挑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这是本书第一部分希望回应的问题。值得说明的是，在争议过程中，“中国模式”已经偏离了一开始的“北京共识”，而走向另一个观点，即“政治无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要优于“政治有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模式。其次，中国模式的辩护者忽略了历史和现实，并且对普世的经济原则缺乏应有的承认。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对所谓“巴西模式”的推崇，与今日情况何其相似，但历史证明这不过是过眼烟云。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恐怕是第一篇清晰而重要的反对所谓“中国模式”的文章，对沉醉在“中国模式”巨大成功中的人士，不啻于当头一棒。而且由于中国经济数据的质量问题，可能夸大了中国经济的成就而掩盖了未来增长的隐患。如果只是虚假的数字繁荣，并刻意忽略真实存在的贫富差距、环境恶化等问题，是对未来不负责任的表现。

所以必须正视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存在的问题，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并且直面宏观政策的中长期调整。这中间的重中之重，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非如此，不足以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这为本书在接下来讨论的“城市化”议题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我们之所以在文集开头就提出中国模式的争议问题，正是要将中国的城市化放在这个背景中加以理解。城市化不仅与经济结构的调整紧密相关，也与未来的经济发展不可分割，更重要的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经济的普世原则，以及在中国的具体实践。这一部分努力澄清的正是“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中国特色”。

3 中国如何城市化

既然已经知道城市化是一个未来的经济助推器，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环节，那么如何城市化就是绕不过去的问题。

首先，到底是应该继续走大城市之路，还是所谓就地城镇化？发展小城镇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在于其实并没有实现人的流动，最终难免回到大搞基础设施建设的老路子。大城市的好处很多，更有红利应当与全民分享。必须消除的一种误解是认为城市化是一种政府主导的行为。其实反过来看中国的城市化历史，不难发现城市化是市场主动去推进，政府管理不得不调整的产物。也就是说，城市化是一个市场行为，即便在中国对要素流动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城市化依旧取得了这么大的进展，无疑是对市场的礼赞。这主要是因为城市化有利于耕地保护，有利于农民增收，还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有这样的好处，即便是严苛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城市外来人口分享城市福利，但依旧无法阻挡人口朝城市流动和聚集。

其次，必须理清当下城市化的事实。目前大城市的人口密度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并且中国所谓的“城镇化率”过百，有很大的水分。产生水分有三个原因，一是将“城镇化”当成城市化，但中国的很多镇其实就是改了个名字，行政级别上调整了一下，城镇实际上并没有城市所有的福利；二是将农民工当成城里人，其实外来务工者并不享受城市福利；三是以常住人口代替户籍人口，不顾两者享有的公共服务区别，造成人为的数字繁荣。挥别这种数字繁荣，有助于我们看清未来的城市化之路。

再次，应该破除障碍，让农民进城。即使农民未能及时享有城市福利，让农民进城依旧能带来好处。尤其是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城市化功不可没。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主要的问题不仅在于城市化不够，而且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一方面是城乡不公，另一方面是在城市中市民与外来务工者之间的不公。所以更要突破目前的制度性障碍，一来允许农民进城；二来允许进城务工者尽早享有城市福利和公共服务。

最后，也要关注城市病问题。毫无疑问，随着城市化进程加速，不可避免会出现城市病，例如交通拥挤和环境污染等。但治理城市病堵不如疏，更不能因噎废食，阻断城市化的进程。

4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自然而言的，接下来就要讨论城市化过程中三个绕不开去的问题：一是户籍制度改革的问题；二是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三是城市化过程中农地用途变更以及拆迁补偿问题。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转产生了巨大的限制，这一方面减缓了城市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也使得城市化过程中对外来务工者造成大规模的公共服务歧视。歧视的恶果可能还被低估了。除了显性的制约城市发展、造成待遇不公外，还制约了内需，造成社会矛盾，这对长期经济增长也是一种损害。如果不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不仅无助于启动内需，而且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第二个与劳动力有关的问题涉及到两个层次。从宏观趋势上看，中国所谓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尽管对“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依旧存在争议，但毫无疑问照目前的趋势下去，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时代必将终结，这将使得未来的经济增长放缓，是宏观经济的一个大挑战。而从人力资本角度看，农民工的收入增长速度远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农民工尽管相比于农村收入来讲有大幅增加，但其增收依旧是一个问题。教育和培训能否提升农民工的收入，却不仅仅只是个教育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制度变革。

最后一个问题与农地制度相关。农民进城涉及另一个大问题就是农地的使用和流转的问题。一方面如果农地仅仅只能用于农作，尽管也有可能因为经济作物等增加收入，但与农地改变用途获得的巨大收益相比起来就显得小很多，所以如果限制农地用途对农民增收不利。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农地变更用途，那么农地流转市场就应该进一步完善，而不是政府征地卖地一手抓，而农民没有实际参与权。目前的农地流转制度容易造成失地农民一来无法参与土地流转的讨价还价过程；二来得不到公正的补偿，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基层社会失范。这都不利于解决“三农”问题，也无助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是以，三农问题的重中之重还在于让农民有自由选择权。不仅要让农民能自由选择进城，进了城能享受城市的福利和公共服务，而且要让农民有转让农地获取收益的正当权利。

5 地方实践的启发

在这本书的最后提供了一些城市化的具体经验和设想。这些地方实践能为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提供借鉴和思路。中国的改革有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先搞地方试点，而后逐渐推广”。中国城市化的地方实践，总体上是朝增加城市容纳外来人口的方向进行努力的。而外来人口入城则可以在现行制度条件下，通过农村土地来交换城市户籍身份，以改善现状。最终的方向是通过改变户籍制度，进一步深入城市化。城市化对中国来说，还算是个新生事物，这时候借鉴先发城市的经验，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在本书中，我们讨论了国际上的经验，也关注到本土的经验。从国际上来说，欧洲城市化带给中国的有两样东西：一是欧洲低碳绿色的环境友好型城市的发展理念，二是高科技在城市中的应用。这两点上，中国不但可以向欧洲学习，更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寻求同欧洲具体城市的合作。而对岸的台湾地区的城市化，同样也可以作为大陆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大陆地方政府容易在城市化进程中伸手过长，而忽视市场的自发力量。台湾地区的经验告诉我们，借助市场的重要性。

从本土经验来看，重庆的土地换户籍设想争议较大，是一种过渡期的制度安排。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必然会实施这种改革。农民的土地如果可以直接交易，获得足够的收入后再进城，未尝不可。但这一设想依旧可以激励地方去创新制度安排。同样成都的地票，也是要在现行制度框架中，让农民的选择权扩大。

除了新设想，回顾历史也可以得到有益的经验。“老浦西”极大的人口容纳度得益于其宽松包容的制度，这种包容性制度对城市化而言，可能是非常重要的。而深圳道路若继续走，确认城中村小产权房的合法性，就能极大加速城市化。

这些不同的地方实践与中国改革的历史一脉相承。一来得益于中国地方大，有足够的空间来容忍失败。二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以空间换时间”，以空间上的弹性换取时间上的紧迫性。一项改革的紧迫性，往往会因为一个地方有所突破，就减少了民众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从而使得政府具有了一定的改革正当性。充分鼓励地方实践，吸收好的经验，鼓励地方之间的相互学习，这也是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可行途径。

黄亚生、李华芳编，2013，《真实的中国：中国模式与城市化变革的反思》，中信出版社。

李华芳，2013，变革与反思：《真实的中国》编后絮语，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blog/328291010485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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