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何处复兴？

李华芳

三中全会谈改革，中华民族要复兴。但问题是：往何处复兴？或者说方向在哪里？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中国往何处去？本文显然无法全面回答“中国往何处去”这样的大问题。我将问题分解成政治上中国往何处去，以及经济上中国往何处去。当然政治和经济在中国当下很难分开，严格来说，算是个政治经济学问题。当然本文只是在很宽泛的意义上讨论中国的走向，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文章是全无意义的。

余英时老师最近接受了个采访，谈了谈他对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未来的看法，大致的结论是：经济放松，政治加紧。并且认为这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只不过是1978年以来的传承。这与坊间传言的政治向左，经济往右；或者说“打左灯，向右转”等，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当然余英时老师的看法更为直接一点，那就是认为经济上的自由是全面受制于政治上的控制，而政治控制松紧的决定实际上却不受经济或市场发展的左右。这个看法当然不那么“唯物主义”，整体上更倾向于当下政治经济学的看法，即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有足够重要的影响。（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我之前在“大家”的一篇文章《兴于包容，毁于榨取》。）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成立意味着决策层已经接受了“顶层设计”的看法，并且明白要对抗地方以及其他的利益集团，中央必须要强势。也就是说，即使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中央也希望这是在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并且要由中央来进行主导。这一模式与1978年以来的改革思路也是一脉相承的。

当然，这也符合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布伦南1970年代末对政府的“利维坦假设”，没有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倾向于扩张自己的规模。这并不局限在中央政府，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能约束政府权势扩张的方式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宪政，另一种是地方竞争。目前来看，第一种模式非常羸弱，中国宪法只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很难具体落到实处，因此在无法执行或者执行很弱的情况下，也就缺乏具体的约束力。而地方竞争主要是一种横向的竞争，并且其是否能有效遏制政府规模也存在疑问，因为实证检验的结果是两者关系不强。但中国的中央政府能通过控制地方官员的晋升和调动，有效将地方的竞争控制在中央的手中，与此同时避免了纵向竞争。这通过陈良宇和薄熙来事件，得到证明。总之，只有假设目前的中央政府是一个“中性政府”，没有私利只有与人民利益最大化一致的取向，那么顶层设计式的改革，才能找到其合法性基础。

不难将上面阐述的模式引到新加坡模式上。坊间的确有一种流行看法是，中国会转向新加坡模式。表面上看，政治收紧，经济放松，的确很像新加坡模式。不过姚洋老师批评了这一看法。认为新加坡这种城市小国模式，完全不适用中国。一个人口面积和北京海淀区差不多的地方，能提供的制度启示的确不能全面一般化到一个更大的范围。比如说，新加坡政府内部地方竞争的强度完全不能和中国相比较。当然新加坡的宪法约束的强度可能远胜于中国。因此姚老师的批评或许还不够彻底，实际上即便是新加坡，其政治上的开放和包容也不是“虚”的。按照郑永年老师的看法，新加坡是一种实质性民主。并且这几年新加坡各个小党在国会的势力逐渐壮大，似乎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当然新加坡的民主与美式民主或者英式民主相比较，区别还是很大的。但我得指出中国的民主协商制度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距离，恐怕比新加坡模式与美式民主的距离要大得多。二来我也同意姚洋老师的看法，新加坡这一小国范围有限，所以不太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方向。同样的道理，日本和韩国的民主模式，提供的借鉴意义也不是很大。因为范围大小有时候真的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那么找一个人口相当的国家来看看，似乎是比较合情理的做法。印度自然而然就进入了讨论的视野。不仅人多而且国家也不小。前几年不少经济学家，包括茅于轼老师和黄亚生老师，都讨论过中印之间的优劣。具体而言就是经济部分和政治制度上的优劣问题。2011年，梁捷和我在《思想库报告》小结过中印发展的不同。这里单独讨论制度的问题。尽管印度实行了民主制度，但其危机非常重。印度的腐败和官僚系统的低效也是臭名昭著的，这可能与人口规模或者地区范围的关系更大一些。而地方政府用行政权力干预司法在印度也很常见。印度的国大党和人民党都被批评，因为两党似乎都不能遵循政治承诺。并且印度文化中的等级制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等级制一样，都非常根深蒂固并且生命力顽强。这也影响了印度民主制度的运作。也就是说，即便是民主制度，同样会面临危机。一“民主”就万事大吉这种幼稚的念头从争取民主的一开始就应该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这当然是过于简化的分析。这里我想说明的是，也许在人口和地域规模相近的情况下，各个国家由于传统很不一样，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相互借鉴的地方。借鉴更多发生在落后地区对先进地区的模仿和追赶过程中，也许还有点干中学的意思。但总而言之，印度或许也不是中国未来的方向。同样的道理也可以沿用到美式民主在中国的适应性问题。对于此，我已经在“大家”写过一篇文章《继以开放促改革》讨论，就不重复了。

这样剩下的选项就只有往中国传统中去寻，这或许是我能理解的“伟大复兴”。但朝传统中去寻，马上就面临的问题是到底寻什么？往哪朝哪代去寻？不妨以最近热门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引发一些争议为契机，来讨论一番。最近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及其团队发布了最新的“中华民族复兴指数”，称2012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65.3%。这一指数的基础是之前杨宜勇和谭永生的一篇论文《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监测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测算》，这一论文将“复兴指数”分解成6个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国民素质、科技创新、资源环境、国际影响等六项指标。然后对每一个二级指标再进行细分。这种做法不失为一种比较科学的做法，各种排名实际上也是采用类似的细分指标然后加总的办法来做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大学排名。

但将这一指标最终命名为“复兴指数”却是一个错误的做法，至少从学术上来讲，是说不过去的。因为这实际上是出于对“复兴”一词的误读所致。当然还有一种猜想是本来这一指数可以叫做中国发展指数，因为领导人提出了复兴概念，这一指数就变成了复兴指数。这种比附经常存在。但揣测知识分子的动机，显然不是本文的主旨。直截了当地说，“复兴”之“复”在于已经有一个参照的指标，是一个100%的基准，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来比较中国的发展落后于这个指标有多少，或者说拖了复兴多少后腿，这样复兴指数才有意义。但如果仅仅是测算目前的国民素质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那么一个发展指数的命名比复兴显然更加合适。如果加上国别比较，那么《全球竞争力排名指数》之类的就够了。也用不上所谓的“复兴指数”这样一个充满歧义的指标。

不妨以杨宜勇等设想的第三级指标“城市化水平”为例。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衡量，目前中国的城市化水平都是1949年以来最高的。更不用说像“北上广”这样的超级大城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上所未有的现象。目前官方的估计是中国的城镇化率为51%，也是首次有过半人口变成广义上的“城里人”。尽管这一数字可能存在水分，但中国的城市化是一直在扩展的一个过程，这一点不容否认。所以很难用“复兴”这样的说法来加以涵盖。如果能排除学者应景拍马式的做法，这一指数或许称为中国发展指数更加恰当一点。所以当缺乏一个参照指标时，谈论“复兴”这一概念就是大而无当的。

因此，中国往何处复兴，恐怕是一个问错了的问题。我认为所有改革只能面对未来。困难是未来唯一确定的只有不确定性。但改革本身也并不需要完备的信息和市场。依靠几条基本的普世原则，例如开放包容、保护个人权利等，这个世界已经告诉世人：合宜的制度是可以演化出来的，并且制度也是可以根据世事而不断修正不合时宜之处的。中国未来的改革也不会有什么例外。无非是不同人看起来，过程会有所不同而已。

最后，也许值得一提的是：信心和勇气。我发现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尤其是偏向自由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有不少已经被“臭公知”折磨得有点抬不起头来。这没什么，任何一个转型过程里，公知被污名化的程度必定更重，因为缺乏一个有效的思想市场来纠正对公知的偏见。而且拉长了时段来看，知识分子之所有时候做一些看起来短期内并不“合算”的事情，乃是因为在长期的演化中，这些看似无聊的工作具有意想不到的优势。所以要对此有信心，也要有勇气去推进自己坚信的事业，参与规则的设定。中国的改革最终呈现的未必会是你设想的模样，但是你自己不努力，她未来的样子，一定会更加远离你喜欢的样子。

李华芳，2013，中华民族往何处复兴？，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blog/318270104102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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