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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公共性

李华芳

1，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

中国的很多公共讨论没有结果，主要是因为大家各说各话，缺乏对关键概念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公共知识分子”就是这样一个概念。而这次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恐怕也会落入这种俗套。这个问题一方面是因为讨论者受到各自眼光的局限，所以盲人摸象各不同。另一个原因是公共知识分子历经历史沿革，包括在不同国家有不同表现，因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困难就急剧增加了。

一种求统一定义的方法是将以往所有内容都涵盖进来，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会有什么遗漏，但坏处是太过庞杂，甚至无法处理内部相互矛盾的东西。例如当一部分媒体人在批评公共知识分子的时候，其自身的“身份”问题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式的问题。另外一种求统一定义的方法是取得各类竞争性意见里相互重叠的部分，不断深化对这一部分的讨论，以期在这一部分讨论中先有共识，再慢慢求深化和扩展。本文采用的就是后一种办法。

公共知识分子首先必须是知识分子，其次必须对公共事件发言。这两个要件必须同时满足。那么什么是“知识分子”呢？这个还是不好统一，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被大部分人认同，那就是上过“大学”。这一标准未来会随着网络开放课程的兴起而变得越来越模糊。什么又是“对公共事件发言”呢？那就是这个话题必须有充足的公共性，也就是涉及到足够广泛的人群的利益。这个听起来还是有点虚，但目前还没有很好的办法来精确定义，理由是这个“足够广泛的人群的利益”总是在变动，没有统一的可能性。例如一开始一个环保领域的专业学者在研究太湖流域绿藻的控制问题，局限在很小的专业领域，这还是属于专业内的事情，停留在知识分子的阶段。但一旦当太湖流域的污染问题突然被捅到媒体，成为人群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时，就成了一个公共事件。此时，知识分子即便自己不直接对此议题发表看法，其专业论文上的意见也会通过其他的“知识二道贩子”得以传播，从而间接形成对公共事件的发言。这是由于“知识”天生的外部性所决定的。

而且“知识二道贩子”们也构成了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其同时满足了上述两个要件：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发言。不过值得多说一句的是，知识分子对公共事件发言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除非对某一公共事件的发言是与知识分子的专业背景相关，否则知识分子的发言与普通人的发言在某一公共议题上并无高下。例如饶毅、陈丹青对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就属于这一类别。还有一些知识分子自信真诚地说一些蠢话，例如涨价解决拥堵问题之类的，这一类略有不同，是因为他们真诚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专业知识，但实际上属于知识储备不够，所以导致了“真诚的蠢话”。

当然话说回来，公共议题最终要回到利益妥协，但声音大的利益群体的确有机会占据更多的优势。因为“名人讨论公共议题”是一种混合性的商品，人们在消费的时候很难区分到底是消费名人还是消费对公共议题的知识见解。比如说连岳最近讨论了不少商人在商言商，读书人各自取舍，以及公知已死等话题，引发了不少争议，但如果是出于理性的考虑，为什么会有人去在意连岳对知识分子说了什么呢？恐怕还主要是因为连岳有名，而不是说连岳是一位研究知识分子的专业人士。实际上因为连岳“有影响的谬误”可能导致些不良后果，正是本文写作的理由。当然按照连岳那篇知识分子已死的观点，本文也“应该”被看做是骗稿费的产物。

2，为什么公共知识分子是重要的？

大部分情况下，接受高等教育成为知识分子，一定是对未来的人力资本收益有一个期许。从知识分子到公共知识分子的距离有多远，取决于衡量的视角是什么。专业人士在特定的情况下，例如研究专业和公共事件契合，那么就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比如上面说过的研究环保的正好碰上了环保公共事件。当然知识分子有意识地对公共议题发言，那当然就是公知了。饶毅、张维迎对中国教育制度的评论，显而易见属于公知范畴，因为两人本身的专业并不是高等教育改革，但有意识地跨出了自己的专业进入到一个公共议题。

但不管怎么说，要走上公知的道路，没有个大学文凭恐怕是越来越难了。因为公知之间也会相互竞争，这种竞争程度在中国虽然很不充分，但依旧有所增强。“高等教育”作为一个标记，有其道理。

目前经验研究的结果也证实高等教育的回报依旧可观。也就是说，大部分人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主要是为了自己未来能赚更多的钱。“凤凰男/孔雀女”这些称呼延续的故事还是很老套的，人口大国里的贫困者通过高等教育这一为数不多的途径最终摆脱困境。这表明成为知识分子的收益相较于其他工作而言，还是不错的。

不过如果仅仅有这种看法，而看不到高等教育的外部性，就会非常偏颇。因为如果金钱是衡量教育是否成功的唯一标准的话，“读书无用论”就有一定的道理。但读书能带来的正面的外部社会收益，就被忽略了。如同钱理群所言，培养一大帮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并非什么“好”事。这是因为当我们讨论知识分子培养的好坏时，我们所依据的标准并不简单是效率的标准，而是说这样下去会不会带来一个更好的政治均衡的问题。

对什么是好的政治均衡，有各种不同的意见，但其中一定不包括“公知”受打压这一点。坏的政治均衡有很多种。这里仅举一例，大学如果只是像养鸡场那样塑造一种以赚钱多少来衡量的成才标准，那么结果就会是知识分子被收买。而且国家通过具有行政级别的课题及其经费，设定研究的议题，使得知识分子无形之中成为“吹鼓手”，就更加轻而易举。然后竞争性思想市场不存在的情况下，会更进一步导致思想市场上没有或者很少有知识分子对公共议题发言，导致全体公众被一种意识形态虏获。这就是在转型中国，知识分子精致的利己主义会导致的结果。这种政治均衡显然也是知识分子原本不愿意见到，但极有可能出现的。

事实上，在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均衡朝什么地方改进，这是知识分子、甚至更广泛意义上的精英无从旁贷的责任。1949年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大部分被打压，少部分被体制吸纳，残余部分走他乡，都不曾参与游戏规则的设定。有一部分知识精英5年前试图重启规则设定，结果还是一样被打压。

但知识精英或者公共知识分子不可能会放弃参与游戏规则的设定。设定游戏规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规则不利于知识分子之间的良性竞争，其结果必然导致公共知识产品的质量下降。进一步说，如果精致利己的知识分子不对公共议题发言，甚至缺席与自身长远利益相关的规则设定的讨论，“公知臭大街”，市场上劣币驱逐良币，那是一点也怪不得其他人的。所以事关自身利益，岂会轻易放弃。如果知识分子自己都不参与规则的设定，指望他人——例如工人和农民弟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搞革命，最后产生一个有利于公共知识分子发展的“思想市场”，你觉得可能么？

小结一下：公共知识分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参与规则的设定并影响未来的政治均衡。这样一来，至于公知是不是为了社会公益或者为了一己私利抑或在偶然的情况下两者合一，说实话其实不是太重要。关键还是要看未来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结果。

3，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死了没？

现在中国的“公知”臭大街了，死了，或者其他类似的说法，主要是说知识分子在公共议题上提供的产品质量很差。不妨将这个市场看成思想市场，之前定义的知识分子为这一市场的供应商。自由市场的初级信仰者往往未能理解市场形成的制度条件，所以简单认为知识分子只要根据自己的利益，精耕细作自己的一亩三分田，市场竞争自然就会把最好的“公共知识分子”挑选出来。这种看法最大的幼稚之处是没有看到转型期并没有完善的思想市场。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御用知识分子利用国家行政的力量挤压其他的知识分子，使得思想市场上公共议题的言说不仅被引导控制，而且整体的数量也会缩减。最终公共性消失殆尽，思想市场彻底被消除。

当然，更深入一点去看，完备的思想市场可能永远都无法实现。并且即使在一些言论自由的国度，思想市场的竞争程度很高，也会因为“公共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而导致市场配置失灵。什么特性会导致市场失灵呢？说来也不复杂。一是外部性。知识这一产品本身是很特殊的，其悲哀在于被垄断而非被共享，具有极强的公共品属性。也就是说，一个人有A知识，并不影响另一个人有同样的A知识。与你吃掉了我的苹果我就没有苹果吃，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产品。

并且一个人有知识，会对周围的人有影响。其中最直接的就是教育方面的表现。一个地区下一代的教育水平高低往往和这个地区居住的父母辈的教育水平直接相关。并且该地区下一代的人均收入也更高。通俗一点来说，父母有知识，不仅有助于培养下一代，也会吸引相似人群聚集，提升该地区学校的质量，进而提高学区房的价格。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天生具有公共性。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公共性，与知识本身的外部性密切相关。而外部性问题往往难以通过纯市场手段来解决，理由恰是“外部性”不好界定，或者说界定的成本很高所致。这一点熟悉经济学的朋友，应该不会陌生。

二是知识信息的非对称性。往往公众作为普通消费者是很难判断一个知识分子对公共议题看法的“质量”的。这时候无关的因素就会影响公众的判断，例如这个作者的名气，这个作者有没有教授头衔，是不是名牌大学的等。尽管并没有明显的证据可以表明这些要素与其公共议题上的看法质量有关系，但还是很容易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由于缺乏有效的对公共知识分子质量的监督和甄别机制，所以在思想市场上公知质量差几乎就是必然的。因为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粉饰其观点来达到蛊惑人心的目的。而真正具有清高品格洞察世事的知识分子，反而容易避开这种竞争，而往塑造专业壁垒的方向去努力。这样就进一步导致高质量的公知逐渐退出市场。

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某种程度的割裂，专业知识很强的知识分子在公共界不为人知；而在媒体享有很大名气的知识分子，往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成为笑柄。

当然就我个人观点来看，这些从思想市场上“退出”的公共知识分子，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自己在转型期必须担当的责任。这多少有点遗憾，不过知识人的公共性的衰落是世界性难题。所以，我把目前对公知的责难归结为思想市场的失灵。这种失灵在目前的中国尤其严重，主要是因为一来思想市场的制度条件缺失，二来是公知本身的特性所致。但也恰恰由于公知本身天然的公共性，所以公知永远不会死去。

4，在中国如何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其实前面所列出的一些限定条件，已经大致指明了我所说的道路：首先要明确的是，中国是一个转型社会，公共知识分子在这个时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与思想市场竞争程度很高的社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忘记这个前提谈公共知识分子的，不管有意无意，多少都是耍流氓行为。

其次要明确的是知识分子总是要有点知识。在当前高等教育收益可观的情况下，上过大学恐怕也是知识分子的必由之路。这使得知识分子这一群体能被区分出来。尽管不是所有上大学的人最终都会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毫无疑问，没有这些人恐怕也就不会有这样一个市场来消费知识分子生产的思想产品。

最后需要对公共议题发言，尽管有时候以专业的方式对公共议题发言会增强权威性，但在传播效率上未必是最理想的（本文可见的命运就是如此）。但作为公知可能需要在权威性（或者说知识性）和传播性（或者说趣味性）之间作出权衡。极端观点或者肤浅观点容易占据市场，不仅是因为趣味压倒知识、娱乐至死的表现；也同样是知识产品天然的信息不对称性所致。于是就更需要基于专业的对公共议题发言。

也许有人担心一个人对公共议题发言过多，必然结果就是导致质量下降。这时候就只能寄望于知识分子之间的分工合作，来实现对公共议题的阐释和澄清，使得公共议题既不会被宣传部门掌握，也不至于沦落到被劣质的知识分子所左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知识专业化分工与合作的程度也不足，并且知识二道贩子的数量也真是太少了。

一种理想的模式是垂直化合作的模式。也就是知识分子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有专攻，到一个公共议题出现时，恰好与该知识分子的研究有关，基于研究该知识分子介入公共讨论，成为公知。此时利用其专业知识加上专业知识二道贩子的工作，就可以将劣质公知比下去。当然这需要很长的时间，中间也会有反复。因为劣质公知经过长期努力，有可能已经让“劣质”本身变成了一种广为被接受的标准。就好像习惯了假冒万宝路烟的消费者，你给他从美国带一包真的，他还觉得你的太假，被美国人欺骗了一样。这种逆选择大量存在。当然对知识分子也的确不应该有超乎常人的道德预期。知识分子反而最能别有用心利用人的这种善意。道貌岸然想搭便车的知识分子，说句难听的，数量恐怕多于小贩。所谓“仗义每多屠狗辈”，那不是虚的。

这些年由于网络的发展，思想市场也得到了不小的扩展，由于市场扩展竞争加剧，按理说质量好的公知应该涌现才对，为什么公知的名声还臭了呢？这固然有几种不同的解释。但在当下的中国，或许铭记这一点尤其重要，那就是：公知还太少了。坊间流传过公知50人，后来到百人榜，再到200人，后来又有传说“坑掉”500人就和谐了。相较于庞大的人口基数而言，这实在是令人汗颜的数量。

问题的关键还是为什么思想市场被扭曲了，既不能有效扩展公知的数量，并且还导致公知的质量下降。思前想后，我只发现了一条，那就是中国其实根本还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市场”。所以讨论公知是否已死，真是太超前的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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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家有兴趣，可以跟进我对商人在商言商，读书人各自取舍，以及公知已死的相关评论文章：

1，《复杂的企业家-企业家的政治责任》

2，《以读书或自由-论读书的有用性》

3，《不能没有公知》

在《大家》上，有多位作者曾就公共知识分子话题发表论点。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

李华芳， 2013，不能没有公知，腾讯·大家，http://dajia.qq.com/blog/315505043025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