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们已经提到城市的好处主要在于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丰富了人们自由选择的可能性。这不仅表现在城市里有更多更好的受教育机会，而且人多嘴杂能促进思想市场的繁荣进而带动创新，并且由于教育和思想市场的繁荣能促使人力资本提高。但这些都没有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在城市里创业，怎么样寻找资金支持的问题。在《融资在城市》（《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9月10日）一文中，我提及了城市的另一个重要的好处，就是提供更多更便捷的金融服务，尤其是融资机会。

但城市里的金融服务能提供的好处远远不止融资。最近，上海自由贸易实验区获得中国国务院的批准而成立，这一被媒体简称为“上海自贸区”的地方包括了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28.78平方公里。地方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关键是金融服务对地方的要求其实并不高。举例来说，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小地方，但都是举世闻名的金融城市，对亚洲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都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上海自贸区自然就带来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不过对我来说，关键点在于之前反复强调的“制度”问题。按照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上海自贸区”最关键的制度创新有两条，一是贸易自由，即货物可以自由进出；二是为此配套的金融自由，即促成人民币的全面自由化，成为真正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尽管实现后者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也不会一下子推进到位，但政策的方向不会有大的变化。

这两条其实在中国也有城市实行，那就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无非香港的货币是可以自由兑换的港币。2008年到2009年间，我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参与一个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为香港特区政府提供咨询意见，其中一项就是关于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给香港带来的影响。我们大致的看法是中央的政策支持会朝上海倾斜，但香港的优势在于制度，尤其是法制，包括产权保护、税收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一系列的法律规定和执行情况，可以作为上海的镜鉴。上海自贸区的成立无非是证实了我们的一半结论，而我们之前的建议也依旧是成立的。

李嘉诚指出上海自贸区将对香港产生巨大影响，并且勉励香港人要奋起直追，以免落后。尽管北京强调上海自贸区不会与香港产生竞争关系，但这只怕是个良好的愿望。更实际的看法是双方既会有竞争也会有合作。李嘉诚说港人要奋起直追，这要看追什么方面，如果是追中央政策支持，那么香港要想胜出恐怕不易。从上海改革的历史来看，其实也是整个大陆改革的一个缩影。先是从外高桥保税区开始，到设立浦东新区，到推进综合配套改革，再到进一步设立上海自贸区，制度是一步步朝着更加包容的方向在前行，尽管依旧是有限制，但相较于1980年代已经是有天壤之别了。

而这其实也表明了北京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对内地发展的关注。因此从这个方面看，香港要与上海竞争中央政府的政策支持，恐怕是走错了方向。因为香港已经有最大的政策支持，即“一国两制”。这实际上为香港制定政策提供了极大的自由空间，“港人治港”这个自治的理念就是设了一个元规则。所以如果香港反过头来要和内地的城市去竞争中央的政策，不仅在理念上错误，而且在战略方向上也陷入误区，没准更重要的是在策略上也竞争不过内地的城市，毕竟各地驻京办“跑部钱进”的本事，香港暂时是学不到的。即便想学，港人也不会答应。

不过如果比制度优势，香港倒还是有机会继续领先。制度竞争不会因为政策限制而有所减弱。如果一个包容性的制度被更高一级的权威加以限制，那么其他的地区如果实行包容性制度就会变得更加有吸引力。改革开放前香港何以能成为大陆学习的榜样，原因就是如此，甚至直到今天，学习香港也依旧是个不过时的理念。但如果一个榨取性很强的制度开始朝包容性的方向改进，必然会对原先已经实现了包容的制度环境产生冲击，这种冲击可以是良性的，鼓励相互竞争的，例如上海自贸区的建立对香港的冲击。

由于上海自贸区是在大陆现行的法律框架下的制度性突破，由此带动的对改革的示范意义比较大。若能进一步激励其他各地，例如舟山群岛新区、重庆两江新区、以及天津滨海新区也加速申请自由贸易区，产生竞争，或将会产生改革历史上各地搞经济特区和开发区带来的“制度竞争红利”。

为什么这种竞争是合适的呢？这要再次说一说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保罗·罗默关于“特许城市”的理念。在罗默看来，改变一个村庄的制度或许比较简单，但是村庄有规模局限，难以同时容纳数百万人一起工作。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那样，数百万人聚集一处，如果制度包容性够强，将会产生巨大而充满活力的思想市场。那么为什么不改变一个国家的制度呢？罗默的看法是国家太大，换句话说，成本太高。不仅如此，政治上的可行性也很差。

所以罗默指出：“相较之下，城市就提供了适度的规模。一方面，它们的规模足够小，能成为一个有着新制度的新地方，人们可以选择是否进入；另一方面，它们的规模又足够大，能获取数百万人在新制度下一起工作和分享思想所产生的好处。”由此就推出了他关于特许城市的观点，即在一个国家的某个城市或者干脆就是新城，建立一个全新的制度，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进出。这里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元制度来保证制定新制度是自由的。

如此一来，特许城市实际上就在原来的制度框架内，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换句话说，每一次城市的制度改革或者创新，都是对原有制度框架的冲击，并且与其他没有实行改革的区域形成了“制度竞争”。经济学上常说人心难测，行为可观。偏好类似“特许城市”制度的人会千方百计地进到特许城市里去，就好比改革开放前的“大逃港”。人们用脚投票，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回答“什么是好的制度”。同样的，在城乡之间，大规模的打工潮，已经扎扎实实表明了“城市有更多的好处”。

而上海自贸区尽管离制定“元规则”还有一定的距离，但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制度创新了。从制度竞争的角度看，这是件好事。较差的结果恐怕是从中央决策的角度，行政性的减弱对香港的支持，或者压制上海的发展。这两种方案都会对城市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或许短期内有利于某一个城市的发展，但其代价不仅仅是打压了一个城市，也是压制了由竞争带来效率改善。而且制度竞争有溢出效应，即香港现行的优秀制度依旧可以作为内地的榜样，尤其是法制和监管方面的优良做法，可以通过培训合作等形式惠及内地。这样的制度竞争，对中国来说，是多多益善了。

李华芳，2013，自由贸易区，《上海经济评论》 ，http://www.dfdaily.com/html/8762/2013/10/29/10825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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