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脱钩户籍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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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自发入城，皆因城市有吸引人的地方。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城市提供了高品质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例如更好的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等。

就教育而言，英语水平是一个明显的指标。整体而言，城市孩子的英语水平显著高于农村，这也导致了他们在毕业后的就业市场上占据优势。清华大学李宏彬等人的调查表明，如果学生在大学英语4级考试的成绩占到前20%，那么其毕业时的平均工资就会比处于大学英语4级成绩的后80%的毕业生高18%。这显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差距，也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类似上海“占海特事件”的异地中高考问题，背后是对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

就医疗而言，“赴港产子”和“加州月子中心”不仅明确昭示了大城市制度的吸引力，当然也显示出大城市提供的医疗服务的高水平。同样的，老人们在大城市里所享受的服务也要更好一些。尽管有一些老人会选择自然条件优渥的农村或郊区进行养老，但对重大疾病的医治水平，大城市毫无疑问是胜出者。

但此类公共产品和服务由于供给面上基本出自计划思路，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尽管已经开始了市场化改革，但市场化的水平并不高。相比于强劲的需求面来说，供不应求，非常稀缺。

此外，城市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面临一个重大的困难，那就是到底为谁服务？是为户籍人口服务还是为常住人口服务？如果是为户籍人口服务，那么现实的困境是比例和绝对数量都不断上升的城市常住非户籍人口该怎么办？如果将常住人口纳入覆盖范围，那么提供新增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又从何而来？

常见的思路是供应仅限户籍人口，将常住人口排除在外，人为限制公共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但这种做法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社会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另一种解决思路是“公共服务均等化”，这至少是为了解决“部分常住人口”转变为户籍人口的问题。这样一来，那些为城市化奉献过的人们，也能享受到城市福利。不过在新增覆盖人口速度快于新增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资金速度的条件下，人均公共服务的品质就会下降。

举例来说，如果公立学校钱增加较少，学生增加很多，那么一个老师要教的学生就会比之前增加，该教师在每一个学生上分配的精力平均而言就减少了。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教育的质量不如之前的水平。

为了防止出现这类情况，不妨采用另一种“福利与户籍脱钩”的思路，即教育、医疗和养老服务不与户籍挂钩。为了覆盖更多的常住人口，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以较低的成本大幅度提升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应量。由于市场能较好的识别个人的独特需求，因此需要在供给面大量引入市场化的供给者，这不仅有助于提升供给量，也有助于降低成本，实现服务的差异化，同时覆盖更多的常住人口。这需要更细致的讨论，前面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华芳，2013，让福利脱钩户籍，《财经》，2013年第18期，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3-06-16/1129123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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