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宽需要包容性的制度，这种包容性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历经变迁，但有一点并不改变，那就是这种包容性制度总是要允许不同的思想观念进行交流，碰撞出新的火花，这些思想火花激发下一轮的创新，最终使得一个地方繁荣兴盛。而一旦当一个地方异质性不足，多样性减少，就可能衰弱。

从这个角度看，思想市场才是最终决定制度的根本性因素，而城市兴衰也极端依赖于此。这个也不难理解，培养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雅典，就是一个思想交流之城。类似雅典这样的历史上的大城市，大多也是货物集散中心，商人们从不同的地方赶来，互相交流不同的所见所闻，促成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也激发了更多新奇的创意，这是城市远胜于农村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说穿了，就是人多嘴杂，熙熙攘攘，结果知识的外溢性给城市带来了无穷的可能。古代的长安，现在的上海，莫不如此。当然，不同时代吸引人群积聚的原因会有不同，但一定遵循扩宽自由的方向，城市才会生长。

2013年第一期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了一篇奇文，来解释“多样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这篇名为《“走出非洲”假设、人类基因多样性和比较经济发展》的论文中，威廉姆斯学院的Quamrul Ashraf教授和布朗大学的Oded Galor教授利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讨论了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如何在不同的地区形成了不同的制度，最终又如何影响了这个地区的发展。

一般来说，人类走出非洲然后在世界各地慢慢定居下来。而那些处在边缘的人群率先走出非洲，他们走出非洲的距离长短，定居地的各种地理和自然资源条件，当然会影响经济发展。此外，各地实施不同的制度也会影响经济发展。但这些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发展的差异。

两位作者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分析基因多样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基因多样性的差异可以解释各地区人均GDP的差异。美洲土著和非洲的人类基因多样性程度低，不利于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而欧洲和亚洲的基因多样性程度相对较高，对经济发展比较有利。

基因多样性到底如何影响具体影响经济发展的，还有待研究。但一个可能的猜想是多样性意味着人群的异质性，不同的人相互交流有助于扩展思想市场，推动“熊彼特式”的创新，这或是多样性最终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可能途径。

当然这样的时间跨度太长了，但对当下的启示是要增加人的多样性，不同文化背景、种族、肤色的人相聚在一起，产生创意的机会要远远大过同一类背景的人群聚在一起。这同样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城市的机会总是要比农村多，因为城市里陌生人多，流动性大，人来人往的频率远远高于农村。而农村反过来人口相对固定，农耕传统使得熟人社会的结构在今天依旧存续着。

城市因为人口流动的关系，就产生了一些在农村完全意想不到的职业。例如说智库的研究人员。我自己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工作，这是一家智库。但你很难对老家的亲戚朋友解释清楚这份工作的性质，这是因为金塘岛上的人无法理解上海这样的城市对智库的需求，这远在他们的视野之外。

对城市来说，尽管多样性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冲突，但这种冲突是不是会比同质性人群的内在冲突更高，则是未知之数。而且与异质性和多样性带来的巨大潜在好处相比，矛盾和摩擦就没有那么重要了，或者说这些有创意的头脑总能够发展出有效处理纠纷的包容性制度来。

那么问题就转变成如何吸引那些聪慧的头脑积聚到一处呢？类似雅典学院，如今这一角色就由学校来扮演了。也就是说，教育对扩展思想市场具有重要的影响。我在这个系列专栏的《制度竞争》一文中已经提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实际上对学校来说，不仅仅是高等教育的竞争，这种对人才的竞争实际上从小学就已经开始了。

以上海为例，要解决的无非是提高户籍儿童的教育质量，同时在保障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利的同时，也提高其所接受的教育质量。当然对教育质量的衡量一直是件很难的事情，在小学阶段，一般都是用成绩来说话的。

上海财经大学的冯帅章和陈媛媛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过一篇讲上海地区学校类型与流动儿童教育的文章，发现流动儿童上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公立学校对流动儿童的成绩有不同的影响。如果小孩子是上公立学校，成绩就好过上农民工子弟学校的。而且这种影响在成绩较差的学生中间，就更加明显。

这似乎不难理解。从全国层面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在上海的处境还算是好的，与公立学校的差距也远小于全国平均的差距。而且与“占海特事件”引发的媒体批评不同，仔细审视上海市近年来对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的改制和经费支持，实际上大幅度提高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质量。

这当然有助于吸引外来移民，但最关键的还是在人力资源积累本身。占海特事件引发的争议可以有正反两方面的论辩，但上海的教育质量吸引人则毫无疑问。对上海而言，注重人力资本从小的累积，则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教育质量是有很大好处的。不仅是因为提高教育水平本身带有的正面的外部性，还因为这会吸引为孩子未来努力的家长们。

另一项技能教育也活跃了上海的思想市场，这就是英语培训。尤其是职业英语培训，对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交流而言，非常重要。上海的常驻人口中会简单英语的人数比例可能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由于文化传播的速度远远快于基因遗传和传播的速度，因此要衡量一个的确的多样性，并由此推断其思想市场的活跃程度，使用多种语言比人类基因多样性恐怕是一个更好的指标。

那么上海能带给周边城市甚至中国其他城市的启示是什么呢？一方面我们要撇除其受到中央支持的那一部分，并不是每个城市从1949年以来就一直受到中央如此多的照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上海的教育为这个城市的人力资本积累所作出的贡献。

有鉴于此，对其他地方政府而言，如果一时无法在高等教育上投入资源，朝上海看齐，那也可以在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领域花些力气，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高等教育往往难以看齐，也与中央的支持有关。这类中央支持有强大的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所以短期内很难有很大的改变。

但即便如此，其他地方政府也可以从基础教育开始做起。例如流入地政府应大力开放原有的公办学校，如上海市一样，允许农民工子弟进入公立小学上学。同时对于现存的民工子弟小学，教育部门可以加强管理监督，但更多应该是扶持，而不是取缔了事。其他地方也可以学习上海，加大对农民工子弟学校在资金上、师资上和教学管理方法上的扶助，建立民工子女学校教师的激励机制，帮助他们提高教学水平。这会扩展一个城市的“思想市场”，也将对城市的兴衰产生深远的影响。

李华芳 【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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