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公司以战略研究著称，战略研究又与其独立性紧密相关。不过回顾兰德公司的历史，其实不难发现，它是最有可能一直吃“体制饭”的，但最终却选择了成为一个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而不是一家隶属五角大楼或美国空军的研究机构。

今天在人们钦佩和欣赏兰德公司巨大成就的时候，较少谈及当初的“一念之差”是如何影响了后来的兰德成就的。这其实是一个好故事，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智库独立性之所以重要的理解。

为了确认兰德公司与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及美国空军之间的协议，我想找到原始的合同。兰德公司的网站上虽然有一些简单的历史介绍，但不够详尽。于是我就给兰德的公共事务办公室（Office of External Affairs）写了个邮件，问能不能提供一些更详细的文档。当天我就收到了该办公室副主席卡塔吉里（Iao Katagiri）发来的详尽文档，甚至还告诉我其中一份文档的第几页有我想要的关于福特基金会在兰德公司成立过程中作用的信息，这让我对兰德公司的效率有了一回直观的体验。

简单来说，兰德公司始于一个叫做“研究和发展”的项目，全称是“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缩写成RAND。这个项目从1945年就开始蕴含，伴随着空军力量日益受到重视，预算也随之上涨。美国尽管在二战中取得了胜利，但对战争的恐惧并没有消除，尤其是如何利用空军来对付新的敌人，例如苏联，就成为空军的头号议题。假如空军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那么在争取五角大楼预算的时候，就会为空军赢得话语权。

要有战略研究，尤其是对新式武器的研究，科学家和学者必不可少。那么如何吸引研究者为军方服务呢？二战中，这并不是个太大的问题，大量科学家甚至志愿为国家奉献。但战后，进入和平年代，如何继续吸引他们为国效力，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设立兰德项目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挽留一批顶尖的研究者，尤其是科学家。

1946年，兰德项目首次会议的最重要议题是“致力于远程导弹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战时未用完的研究经费成了一笔重要的来源。此时兰德项目采用的模式是政府向企业外包战略研究，而承包公司则是道格拉斯飞机公司。

一般来说，国家向私人企业发包重要的军事战略研究项目，总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不过当时的战争办公室还没有撤销，而道格拉斯飞机公司除了向军方提供军事飞机之外，其首席工程师亚瑟·雷蒙德（Arthur Raymond）也是战时军方的顾问。所以军方与道格拉斯公司的关系因为战争原因变得非比寻常。

当然这中间还有一层关系，导致军方与道格拉斯公司关系密切。在战争开始前，空军部门的总指挥阿诺德（H. Arnold）将军的儿子娶了道格拉斯公司的总裁的女儿。这亲家关系使得战争一开始，道格拉斯公司就成了空军部门首选的合作伙伴。

战争结束后，对于兰德项目来说，又两个选择。一是成为空军的一个附属项目，慢慢发展成研究部，也未尝不是一种可能。二是成为道格拉斯公司的研究部门，走商业化道路，正如今天很多企业研究所也从事战略研究一样。但在二战后，兰德项目与其他国家普遍采用国有化研究的方式不同，也与其他走商业化道路的模式不同，走上了一条独立NGO之路。

在经过约两年过渡时期，1948年2月，空军方面致信道格拉斯公司提议将兰德项目变成独立的NGO组织，而道格拉斯公司也正因为不断扩展的研究队伍与公司业务并不完全一致而头疼，所以独立NGO成了双方都可以接受的选择。当年5月14日，兰德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

为什么叫兰德公司而不是叫兰德研究所或者其他听起来更像是NGO的名字呢？这其实和美国的“结社”有点关系。在美国的联邦管理机构眼里，一个民间机构不管是公司也好NGO也好都是先结合起来组成公司（Incorporation），然后国内收入服务局（IRS）再根据其性质是否符合公益免税，来界定这个机构适用什么税码。兰德公司虽然名称上有公司（corporation），但实际上符合501c（3）对NGO组织的规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NGO。

那么兰德公司走上独立NGO道路的原因到底何在呢？战后军方经费削减可能是一个原因，但兰德还面临商业化的选择，为什么不选商业化呢？除了道格拉斯公司想甩包袱之外，另外的一个解释是，研究工作带有很大的公益性，也具有正面的社会效应，因此NGO模式是更合适的选择。而对军方而言，也可以继续与兰德公司合作，发包的价格甚至会低于和道格拉斯公司这样的商业公司合作。

这样一来，从兰德项目到兰德公司变身独立NGO，兰德实际上经历了两阶段的“公私合作”（PPP：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首先是政府与商业公司的合作，接着是政府与独立NGO的合作。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后者兼顾了效率和公益。而对于兰德公司自身而言，在保持独立性的同时，又何尝不是在研究效率和公益属性之间达到一个良好的平衡。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兰德公司的报告都是免费公开的。

兰德公司采用的这个模式，对今日中国智库的发展也有很好的启示。一方面，智库自身要加强独立性。而另一方面，从政府角度来说，应在公共政策领域大量引入PPP模式。艾森豪威尔早在1946年的一份备忘录里就指出：“必须给予科学家和企业家最大的自由去开展研究……既然外界机构有丰富的经验，在执行某些任务方面也比我们更在行，那就没有必要在军队内部设立同样的机构。这样的合作模式，展示了明显的经济优势和军事效率。”希望这浅显直白的道理，中国的决策者也能听得进去。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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