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竞争|中国梦07

李华芳 【一定有朋友会奇怪，怎么一下子没有06，就到07了，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06出不来】所以才需要【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讨论了地理决定论、文化背景论和领导能力论对“国富国穷”的解释，结果发现都未能很好的解释为什么地理相近、文化也差不多、领导人也知道如何发展经济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

例如《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就以南北诺嘉乐（Nogales）地区的差异为例，来挑战地理、文化和领导力决定经济增长的理论。诺嘉乐是个有意思的地方，北面那一半属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实行的当然是亚利桑那州（Arizona）的制度。而南面的那一半属于索诺拉（Sonora）州，却是墨西哥的领地，实行墨西哥制度。除此之外，地理接壤、文化相近、领导也不无知，那么何以北方比南方发展得更好呢？两位作者的答案是“制度使然”：榨取型制度扼杀增长，而包容性制度推动增长。

这种简单的抽象当然有好处，符合一般的想象，而且也有很强的政策含义。但这种抽象当然会导致很多问题。我的朋友徐轶青最近在《文景》杂志发表的对此书的评论，就指出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上述论述中存在的缺陷。

第一个问题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所用的数据质量存疑，并且在案例选择上轻视或忽略了不利于自身结论的案例。比如民主与增长之间的关系复杂，正反两方面都找到了一些证据，但总体而言，学界并不是一股脑儿赞成民主会推动经济发展，而且经济发展会带来民主化的说法也同样可疑。

第二个问题是，表面上看起来政治制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际上背后是人力资本的作用，而这个人力资本可以从教育程度提高获得解释。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教育水平提高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同时改善了政治制度。所以并非什么制度的不同，而是教育水平的差异。而有意思的是，有不少国家是在威权统治的时期答复提高了教育水平的。专制统治者也并不把提高教育水平当作是一种威胁，因为这可能是出自洗脑教育的需要，虽然客观上教育的巨大外部性对经济增长有利，也可能促成政治转型。

针对第一个问题，我在之前已经提到可以借用阿玛蒂亚·森“以自有看待发展”的视角来衡量制度，而不仅仅是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制度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在此类讨论中，应该有更高的价值和更广的视角，而不应该局限在功利主义的计较上。否则就很容易陷入一种误区，即将经济增长这一实现人类自由的手段，当成了唯一的目的。

针对第二个问题，相对来说更加实际一些的做法是，不管在民主制度还是威权政体中，都细化讨论教育的作用。是否需要义务教育，要不要补贴高等教育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比宽泛定义“包容性制度”或许更有价值。

这就引出一个关于制度竞争的细化问题。政治结构有无权利制衡的设计，以及有没有选举当然非常重要。但即便是同一种制度之下，依旧存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例如城乡差别。即便在地理位置接近、文化风土相似、地方领导人水平也差不多的情况下，两个城市的发达程度也会非常不同。也就是说，如果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可能就很难解释一个国内内部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因此我们需要细查制度的细节，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制度之外，其他的因素同样会对经济增长有影响，例如地方领导人毕竟不可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总是会有领导能力的差异，这就可能造成很大的不同。

正如经济学家保罗·罗默所言，国家太大，就制度而言，城市可能更加合适。这也是他关于“特许城市”的理论基础。我前面也提到城市之所以比农村更具有吸引力，不仅是因为地理与风土，更是因为城市允许人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提高了体面生活的标准。尽管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整体的制度框架是一样的，但如果我们将制度细化，就会发现有诸多不同的细节。而将这些细节亮出来，将有助于我们讨论“城市化”的下一步。

比如按照上面的论述，“城市化”的其中有一条重要的理由是城市能提供高质量的教育。这恐怕是城市最重要的好处之一了。当然有人会例举出类似普林斯顿大学和高等研究院这样并非处于大城市的例子，但这是少数的例外。就中国而言，高质量的大学绝大部分聚集在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

这并非偶然的现象。好的大学在大城市的兴起和积聚，不仅仅只是政府或者初始捐赠人的投入，更是人才集聚的结果。今天在我们大量讨论智慧型城市或者创新城市的时候，关注高等教育的质量，相对而言就是一个更实际的话题。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泽在《城市的胜利》中提到工业城市与创新城市的区别。类似底特律这样曾经的大城市之所以衰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高质量的经济活动不多。所谓高质量的经济活动，是指由创新和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边际收益递增，以及能够深化分工和拓展市场的经济活动。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同样是理发，在农村就便宜，而在城市可能就很贵，概因城市的经济活动质量高，能够动员起其他的相关产业，由此一来，水涨船高，不仅理发的收入高，而且理发的机会也多。但是要理发机会多、理发收入高，就离不开那些聪明的头脑的集聚，这恰是高质量经济活动的重要源头。

这种创新头脑集聚产生的外溢效应，在经济学上叫做“巴拉撒-萨缪尔森”效应。这也会使得服务业本身发生改善，例如理发的就不仅仅是理发，还包括护理保养等一系列提升品质的服务；再比如卖水果就会产生专卖有机水果。这样就增加了这些服务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并且扩展了他们从事工作的机会。

而吸引此类创新头脑集聚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好的大学。所以农村人入城，除了工作外，最重要的考虑就是高质量的教育，尤其是大学要上一个好大学。中国人对高考近乎扭曲的重视程度，多少已经显示了家长的偏好。但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好的大学可不是一蹴而就的，如何建设好大学也是老生常谈。归根结底一点，就是要有钱，有了钱之后就可以聘请好的老师，从而吸引好生源。

那么钱从何来呢？政府拨款、私人尤其是校友捐赠等，其实都无所谓。关键是有了钱之后是不是用来吸引人。由于吸引人才或者培养人才，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面临短期行政考核的地方官往往短视，所以大学的发展在中国是一个巨大的难题。至于中国的许多城市将建设高品质大学理解成建大学城搞房地产，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钱的问题还要多说几句。不仅一开始吸引人来要钱，而且学生毕业乃至中途创业也需要钱，这就需要一个至少能方便支撑学生创业的金融体系。如果说中国的大城市在一开始吸引人才方面已有动作，那么在后续留住人才支持人才方面，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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