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刍浮生理，合德市场间

-评桑德尔《金钱不能买什么》

李华芳

大家好，

这次是有件好玩的事情和大家说一说。我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中文网发表了个书评，是评论Michael Sandel的What Money Can't Buy的。（是一个短的版本。因为这个网站被墙，所以如果你在墙内就不一定会看到。一个不同的长版本在《上海书评》刊出，可能更能说明我想讨论的问题。我就放在后面了。）

然后有一个在巴黎的读者叫胡仁仁写了个读者来信给NYTimes中文网，开头就称李华芳女士。于是Twitter上就有不少朋友拿这事起哄开来，华叔就这样硬生生给搞成了女士。尽管这不是第一次，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我印象中动静最大的一次是当年还在浙江大学打辩论赛的时候，赛制表上赫然印着李华芳（女）。后来决赛圈的时候，有块大黑板放在校区门口，还是没改过来。这事在无聊的男生寝室足足被津津乐道了一学期。

其实（女）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值得研究女权的同仁们好好考虑下，为什么在中国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也只列出（女）或者少数民族，而（男）就无需列出的。这种排列的思路就好像有点，中国的牲畜总共有几类，长翅膀的、鸡、长得象龙的、不可以吃的等。逻辑上讲不通，背后必然有原因。留待好奇心重的研究一下吧。

完了之后呢，这位胡仁仁读者声称支持桑德尔，但其实没论证，信就结束了。这种有观点无论证的做法在中文评论界很常见，我就不多做评论了。不过最有意思的是，这位胡读者最后还说“在本人看来，李女士或许只看过亚当·斯密先生的《国富论》，而无视了他的《道德情操论》。  ”嗯，真不知道是应该高兴有这样的读者呢，还是伤心。

后来NYT的编辑意识到这个信搞错了我的性别，作出了修正，改为先生了。其实吧，既然元芳有可能是男的，兰芳有可能是男的，那么华芳是男的，无需讶异吧。

针对胡仁仁的那封信呢，我又回了他一封信。信的内容如下：

致编辑：

纽约时报中文网刊发的读者来信《哈佛教授桑德尔的观点，我支持》是对我写的文章《桑德尔谈另一种“公正”：金钱不能买什么》一文的回应。作为本文作者，我略有几句回复给读者。

首先，多谢胡仁仁来信指教。

在这封来信中，提及我对现实中的公正事件没什么关照时，只表达了观点，而没有提及我所论证桑德尔自身在“不公平”和“失意义”的判断标准上模糊不清之处。尤其对“失意义”而言，桑德尔的问题在于未能解释为什么忽视了“企业家精神以及创新”这样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行。

这封来信中，关于盖茨的例子，其实最容易说明盖茨作为一个成功企业家的重要性。尽管微软之前也面临垄断指责，但相较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解决了这么多员工的吃饭问题，并带动一系列相关产业来看，盖茨“企业家精神”的一面显然是被大大低估了。而这恰恰是桑德尔论证中没体现出来的。

最后，这封来信中，关于我没有读过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的猜测。我做以下回应。如果稍稍搜索，就会发现，我至少从2007年开始就在不断讨论《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的内在张力。2008年温家宝推荐《道德情操论》时，我已经在豆瓣讨论译本的问题。随后我对国内研究《道德情操论》的专业学者罗卫东教授有一个访谈发表在《读品》。其后我在《文景》杂志发表《追求幸福的经济学》一文又一次论及“道德情操论”。胡仁仁读者若有兴趣，也可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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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金钱不能买什么

在人类社会中，毫无疑问，市场仅仅是配置资源的一种办法，这种办法往往通过为交换的物品或服务的方式，以便让交换各方都提高效用，从而达到“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境地。即便是最为激烈的反对者，在回顾过去几个世纪中发生的一切时，也不得不承认市场的有效性。不仅市场本身在扩展，例如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而且连带强调市场作用的经济学也攻城掠地，被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各个学科对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抵抗一直都存在，桑德尔的这本《金钱不能买什么》（What Money Can't Buy？）也可以被看作是抵抗的一种。

也许2008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能让这种抵抗多获得一些道义的支持，但就其论证而言，或许不值得太多的掌声。桑德尔这本书尽管写得不薄，但论证却也不深。他反对市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说原本有些领域是依靠其他的资源配置手段的，例如靠排队先到先得，靠能力能者居上，靠需要按需分配等，如果这些领域现在也依靠金钱来分配资源了，那么就会造成不公平。二来如果都用金钱进行分配，会改变原本该领域内分配方式的意义。例如你原本上个微博，是和粉丝互动一下。但是如果花几十块给你买些僵尸粉，并且还能自动帮你转发回复，表面上看起来差不多，但就实质关系来说，意义就很不同了。

也就是说，桑德尔认为市场或者说金钱造成了两个主要的恶果：一是造成不公平；二是侵蚀或扭曲原来的意义，换成伦理学家喜欢的词语，那就是败坏了“道德”。那么市场真的造成了这两个恶果么？

2金钱买了什么

桑德尔枚举了一系列例子来描述原本金钱不能买的东西，现在可以买了。最明显的例子恐怕是“代孕”。生孩子这件事，付钱让别人代劳，这放在几十年前是很难想象的事情。当然这里面首先得益于技术进步，使得这件事成为可能。但从伦理上来讲，桑德尔认为“代孕”造成了两种不好的结果，一来加大了不公平，尤其是穷人与富人之间的不公平，富人可以通过代孕技术来生育小孩，而代孕者即便生出来了小孩，还不是自己的。仅仅是因为有钱没钱就造成了这种不公。

“代孕”的另一个结果是改变了“生育”这件事情的意义。仔细想想的确有一定道理，这里面涉及的伦理问题很多，说是亲生但又不尽然是亲生，这会对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即便这种影响现在很难观察，但与传统生育方式带来的父母与子女关系相比，发生了某些微妙的变化，则是确定的。只不过在桑德尔看来，这并非“好事”。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桑德尔分成了五个类别来讨论不同情况下“市场的胜利”如何造成了原有“非市场领域”“不公平”和“失道德”的危害。例如改变了排队的公正性，扭曲了人的激励，挤出了人的道德，贬低了生命的尊严，以及贬损了名字的意义等。这是相比于以前来说，金钱开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挥作用，市场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这本书的一个好处是提供了大量案例，可以供讨论。

2.1排队伦理的消散？

排队的一个简单又重要的原则是先到先得。但现在借由金钱，你不仅可以花钱“插队”，也可以花钱雇人排队。插队可能难听了一点，如果换成“VIP通道”、“贵宾通道”可以稍微好听一点，但其实质就是花钱插队。经济学上认为这两种方式都有助于提高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更妙的是，这并不损害任何人的自由。即便雇人排队也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不妨碍其他人排队或者雇人排队，更不用说还有黄牛党主动替人排队试图赚一笔劳务费的。

桑德尔反对的理由仍旧是“不公平”和“失意义”，具体来说：首先排在黄牛后面的人或许会买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因为都被黄牛买光了；其次有时候有钱人购买一件物品并不能表明他最珍视这种商品，而仅仅是因为他有钱；最后对一些特定物品来说，功利主义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考虑，甚至功利主义的考虑会扭曲其中的意义。

但这些反对的理由可能都经不起仔细推敲。排在后面的人如果担心物品被售完，通常有两种方式解决这个问题，对有钱人来说可以在二级市场出高价，对没钱的人来说可以通过“更早”排队来购买。无非是排队的“竞争程度”加剧了而已，并且这种情况下市场通常会通过供应增加来解决短缺的问题。这并不是不公平的表现。

桑德尔的第二点反对稍微有一点道理。比如说一个穷人排在一个富人前面都在等待同种医疗手术，假如说谁出钱多就可以表示谁更珍惜生命所以该让其先做手术的话，恐怕就会面临一个现实的局限，因为在这种财富不对等情况下，很难揭示偏好的真实性。比如穷人只有2万元，而富人有200万元，那么富人只需要出价2万元多一点，就可以胜出，尽管对穷人来说他出了百分之百，而富人只出了百分之一多。所以在医疗领域如果遵循价高者得，会产生巨大的伦理不公的困境：凭什么穷人的命就不值得珍视呢？

不过现实生活中，医疗领域的确出现了大量的富人插队和加塞现象。在这个领域金钱的确可以购买到更好的医疗服务。但这还是要细分来看，在普遍性的预防医疗上，例如打疫苗之类的，由于有极强的正外部性，出资者不管是个人还是政府或者是社会公益组织，都是越快越好。如果社会人群以50%为界，分成贫富两类，让富人出钱先打疫苗，50%的疫苗普及率，或许就消灭了类似疟疾这样很麻烦的疾病。此时让富人先打不仅有助于降低国家的财政负担，也能更快消除传染的风险，或许比排队等疫苗让国家财政或者社会公益基金来负担会更好。

当然桑德尔所言的集中在供给面是“性命攸关”的医疗服务上，需求面是人生的最紧要关头，通常也是人生的最后几年。根据统计，大部分医疗资源就是花在了这最后几年，钱也是如此。这或许可以被称之为“对抗自然的努力”，往往效果欠佳。此时到底是要遵循排队伦理还是竞价原则或者如某些国家按权力分配，其实并无定论。排队伦理在这里并没有先天获得的正当性，尤其是考虑到医疗资源并不是无限及时供给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我并不是说市场竞价就一定是好的，或者按权力分配比排队更好，只是在这种条件下，针对每一个个案进行分析，可能比泛泛而论说市场竞价就一定比排队更差或更好，要严谨一些。

2.2民主价值的扭曲？

我再举一个排队的例子。国会听证会通常提前一点时间排队入场，属于先到先得，这样非市场的排队安排，主要是为了保证每一个美国公民都有机会公平议政，假定你对特定议题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提早去排队，以便获得一个席位。但现在情况不同了，为了影响特定的议案，或者接触特定的立法者，游说公司通常有很强的激励去占据这些席位，积极参与到听证会中，因为会间会后“说客”可以与立法者搭上话，进行游说，影响立法，为所代表的利益集团争取好处。但说客时间宝贵，而且游说公司通常不差钱，所以就产生了游说公司雇人排队的现象。接下来雇人排队产业也就应运而生，排队公司 linestanding.com 是这个行当里的佼佼者，雇佣无所事事的人去替说客排队，以保证说客能占一个位子。

桑德尔质疑说，这样一来只要有钱就可以获得席位，损害了排队伦理，更进一步损害了民主价值。这可能说得有点大了。假设有一项关于环保的议案，没什么钱的环保团体很关心，然后有钱的能源大公司也很关心，两者的政策观点相反，前者想通过议案可能对后者产生限制，而后者试图阻止议案通过，所以后者请了说客准备去游说。如果环保团体对这个议案足够关心和重视，完全可以提前一点去排队，毕竟雇人排队和VIP式的给钱加塞是不同的形式，主要还是拼时间。当然按照桑德尔提供的反对意见，或许可以说游说公司很有钱可以雇人提前好几天去排队，环保团体即使有人愿意提前，也不能提早这么多，毕竟还要去做事。

这其实只是个机会成本的考虑，如果环保团体对这个议案足够重视，也可以提前几天去排队，无非是会增加一点时间成本。如果环保团体获得新能源公司的资助没准也可以雇人去排队，而在预算有限的条件下，可以进行情感动员鼓动志愿者去排队等。总之，只要还是排队的规则，雇人排队只是加剧了竞争的剧烈程度，并没有改变排队的实质，因此也很难说是损害了排队伦理，或者说损害了民主价值。而专业排队公司的成立，甚至部分解决了就业问题，具有正面的外部溢出效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乐意为一部分报酬去排一定时间的队，说客节省时间，并且这一自由交易无损排队伦理和民主价值。不能因为需要排队的时间更长了，就说这产生了不公平。不让你排队或许叫不公平，需要更早排队则断然算不上不公平。

桑德尔唯一有意思的反驳还是“失意义”。原本来说排队者都是关心议案的公民或团体，但现在排队公司的人可能完全对议案没有兴趣，并不关心政治，而是关心收入。这或许使得排队为参政这件事本身发生了些许改变。桑德尔认为如果国会听证也变成可以买卖的商品，是对国会听证的贬低。但这件事是好是坏，其实并不清楚。因为这里唯一看见的标准是桑德尔认为这件事可能改变了排队本来的意义，问题在于本来的意义是什么呢？关心政治？在这个案例中，关心政治和排队雇人排队并不冲突，甚至某种程度上花钱雇人排队发送了一个更关心政治的信号，因为这加剧了排队位子的竞争激烈程度，迫使各个利益相关方都不得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要么提早排队，要么雇人排队，从另一个角度来讲，都是更加关心政治了，甚至更尊重政治了。所以是不是“失意义”恐怕也不好说。

3谁来定“意义”

而这也正是桑德尔这本书的弱点所在，通篇来看，任何一个例子都可以有不同的解读方式。如果以此作为对市场的诘难，未免有点牵强。从桑德尔方面来说，你当然可以认为这是市场造成了“不公正”“失意义”，但是同样这也可能忽略了市场带来的“正外部性”以及市场所赞扬的“企业家精神”以及所推动的“创新”。而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同样也是美国民主制度中值得珍重的品质，同样也是很重要的“道德”。而桑德尔的问题在于褒扬传统道德标准的同时，贬低了企业家或创新所褒扬的一种新道德准则。这更像是工业革命初期的英国，贵族与新兴产业者之间的争议。如果我们承认两种德行标准之间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仅仅是更高层次的自由选择，桑德尔的反对就不那么可靠了。

当然，桑德尔认为排队和市场从功利主义的视角来看，它们产生的结果是不确定的。这当然很难反对，比如说诺贝尔奖就很难通过多花钱得到，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现在的研究要花的钱越来越多，所以统计上来讲，获奖者其实花费的研究经费也在增加。同样，上大学也的确很难通过花钱来购买，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统计上说，有钱人家的孩子比穷人家的孩子上大学的几率要大很多，不仅是中国如此，美国也不例外。如果退回到一个更加缓和的立场，在我们决定一种资源是不是“应该”靠排队或靠市场来分配之前，考察一下这种资源“实际上”靠了什么手段进行分配以及发生了什么变化，是有益的。但我并不认为桑德尔说的需要首先确定资源的性质以及确定人们评价该资源的价值时所“应当”采用的方式。某些伦理价值例如友谊有其特定的价值并且也固有恒定的特质，但这不意味着在时代变迁的过程中，其实现的形式不可以发生改变。通过市场的方式到底是好是坏，参与者和旁观者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实现统一的“应然”判断在“实然”上不一定可行。

桑德尔的这本书潜在的对经济学的批评是，经济学“价值中立”，所以不太顾及交换中产生的伦理意义。正如我前面所言，功利主义的辩论其实取决于不同的看待功利后果的计算，所以这类争论没有太大的意义。桑德尔在《公正》一书中早就阐释过功利主义面临的各种困境，但功利主义经济学也有长足的进展来回应这种看起来老掉牙的问题。桑德尔似乎对经济学的进展了解不足，所以产生了一些在经济学家看来有些幼稚可笑的“诘问”。

这个意义属于应然范畴的问题，是一个应该如何的问题。这曾经也是经济学中规范经济学的传统，时至今日，尽管除了奥地利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学上已经很少有类似的争议。并且大部分研究已经降到实然层面，或称经验研究或实证研究，不讨论目的、价值以及意义这一层面的话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经济学不能或无法处理这类话题。事实上，经济学家并非不顾及道德问题，而是将个体内在的道德通过偏好来显示。成本收益只是表面上的选择，而背后蕴含的约束条件，则是经济学家考察的重点。例如目前行为经济学的一系列研究成果都在修正关于“理性人”的相关假设，或者是扩大效用函数的解释力，或者是将偏好扩展至“社会性偏好”。所以经济学正在用效用和偏好来内化价值观、道德、甚至信仰等。桑德尔的哈佛同事、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就是一位为经济学寻回伦理基础的人。所以在21世纪还在指责所谓经济学没有考虑道德问题的批评，都显得有点浅薄了。即便隔行如隔山，但大体的进展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否则批评的力度就会被削弱。

桑德尔最有力的批评无非是想说将某些物品“商品化”就会产生异化，“失意义”。但桑德尔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指出我们如何去衡量这种意义，由谁去衡量其中的意义，结果就未免显得过于随意。而不了解桑德尔社群主义基础的读者就只能随着桑德尔教授本人的好恶来对书中的例子进行判断，而忽略了关于“意义”的多重解读，就好比说前面提到的市场产生的“企业家精神”这种正面积极的道德主张。这不是说否认或取消“意义”的确定性，而陷入虚无主义的困境，而是说对意义而言，首先需要依靠参与者自身去感知，旁观者赋予交换过程的意义，对参与者来说始终是第二位的。而困难的是，旁观者与参与者对意义的定义并不总是一致的，很多情况下是大相径庭的。桑德尔所谓的“失意义”，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4市场的道德性

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尔更多从一个范围内人群的评价来看待道德的问题，这样一来，他最要紧的反对就是将某个东西标记上价格，进行交易，改变了这种事物或关系的意义。但奇怪的是，在所有的例子中，桑德尔似乎忽略了市场促进道德的那一面。市场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完全没有落入桑德尔眼中。

当然，泛泛讨论金钱造成了不公正，金钱使某些物品失去了传统的意义，也可以招致泛泛的反驳，例如金钱增进了效率和福利，甚至与公正并不冲突，而且还能促进道德水平的发展。总之，正反两面都可以看。从这个角度上说，桑德尔提供了不少案例供讨论，可以让不同意见者就事论事讨论不同的约束，这是本书的好处。但本书的弱点是从诸多案例中直接总结出市场胜利，金钱不仅造成不公而且败坏道德，则未免过分不谨慎了。

我们可以化用一个本土化的案例，来作为讨论的小结。我曾经讨论过清华大学真维斯楼的例子，就是一个桑德尔可能会认为败坏了意义的案例。真维斯是一家服装企业，要冠名清华大学的一幢楼，结果招致反对，最后不了了之。反对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真维斯”这个品牌商业化气息太重，直接冠在清华的楼面，可能会改变“大学”神圣之地的“意义”。但这种阶段性的对真维斯楼的抵制成功，并不说明传统的意义真的胜过了一切。因为这很可能是忽略了“真维斯”这一品牌所呈现出的锐意进取的“企业家精神”。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是一家烟草企业来冠名，那么清华的拒绝或许就又有了新的意义，因为烟草几乎是不健康的代名词，人们一般的确很难想象以烟草企业冠名大学大楼这种事，要是烟草企业冠名医学院大楼，那就更有点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意思了。说烟草企业在中国属于垄断行业，体现不出企业家精神，那是另一回事了。

所以，金钱不能买什么的事情没统一的定论，“实事求是”的原则倒是应该遵循的，不可得出泛泛而不够严谨的结论。实事求是来讲，我比较同意金迪斯教授对此书的看法，这是一本“好的新闻作品，但经济学太差（Good Journalism，Bad Economics）”。

Sandel, Michael J.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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