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之间|中国梦5

李华芳 ［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从低水平制度陷阱中脱离，往往需要一把推力。推力当然可以是内生的，所谓“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但是经验上推力常常是外来的，当然有时候也很难将两者分开来。我们常常听到一个短语，叫做“倒逼改革”，这意思是“改革其实是逼出来的”，这就离不开内生。但我们也常常听到改革需要机遇，机遇这东西就不尽然是内生出来的了。

我们经常说“内忧外患”，就属于这种“内外交杂”的情况。从1949年一直到1970年代末期，中国其实一直是“内忧外患”的。当然有一些边缘性改革的积累，这是从内部生长起来的，比如说科斯和王宁就在新书《变革中国》里头提到四项“边缘革命”，包括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经济特区就是“内忧外患”处境里，内外夹击被逼出来的典型产物。

一方面是地方有需求，例如袁庚搞蛇口工业区，无非是深圳当时还是鸟不生蛋的地方，经济太差，人民生活太苦，内部求变。而一江之隔的香港又具有致命吸引力，外国人在那里做生意有声有色，跑马跳舞，更有眼光的外国人要打入“广袤的内地市场”。深圳特区于是就被逼出来了。我以后再讨论城市化到底是该政府主导还是民间主导的问题，这里简单说一句就是不管谁来主导，市场化少不了。

深圳特区被逼出来，与从1949年到1979年长达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是分不开的。陈秉安写过一本书，就叫《大逃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记录了多起“大逃港”的真实案例。所谓“大逃港”就是指逃到香港去，游过深圳河，翻过狮子山，就是自由之地了。

但是这对港英政府来说，就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负担。特别是1957年，逃港人数实在太多，港英政府一下也吃不消，不光是基础设施还是其他的民生服务，都跟不上这迅猛增加的人群，于是照会大陆政府。香港没有回归大陆之前，这类事件很容易上升到中英两国外交政治的层面。所以港英政府这种外部施压，导致大陆开始严加看管，类似现在朝鲜看管“逃北者”一样，1957年不少逃港者被射杀在深圳河里。

值得说一说为什么1957年“逃港者”会迅速增加，尤其是6月份之后人数从之前峰值最多百人突然蹿升至上千人。原来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王书记的结论是：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王书记把“逃港”叫做“出港打工”，实在是改革先声。王书记的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历史应该给这位王书记记一功。

同样在1962年，也该给陶铸记一功。在陶铸撤销边防岗哨后，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之所以外逃，也无非是“不逃怕是就饿死了”。

另外还有一些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据陈秉安所言，“逃港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但现实却是，即便逃港者被定性为“叛国”者，逃港行为却没有中断。

一方面是内里穷，压力大，人们要往对岸逃；另一方面是港英政府施压，要求大陆管束逃港者。大陆一开始是用子弹消灭逃港者，但依旧挡不住逃港者不惜舍身一搏的巨大勇气和前赴后继。内忧外患之下，经济特区就不得不提上改革议程了。这段大逃港的惨痛历史对后来的改革显然有一个警示的作用。陈秉安就将此书副题叫做“改革开放的催生针”，多少也有点道理。内忧也好、外患也罢、或者两者兼有，都证明了我在这个系列专栏前面说的，允许自由选择的好制度所具有的吸引力。只是这一把推力，可真是代价太大了。

一方面要逼，因为对现状不满，累积小的推力；而另一方面要机遇，往往是外界给了一个窗口，一下子那些积累的力量突然就开窗打开个新世界。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讲，这就能将制度往增加自由选择的方向推一把。

但是问题马上就出来了，到底要往哪个方向累积“跬步”呢？虽然大逃港代价大，但也证明了香港好处多。也就是说，即便要推一把，也得知道往什么地方推。对比当时的深圳和香港，一个乡下，一个城市，后者的选择要远多于前者，而且后者实施的制度更有助于调和冲突的选择。经济学家对香港一直是赞不绝口的，罗默的特许城市甚至以香港为原型模板，而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也将其作为实行“包容性制度”的典范。

最近关于城市化的讨论日趋热门，那么到底是“城市化”、“城镇化”、还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呢？这些提法背后实际上代表了不同的取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两年不太提了，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思路难免在基层走样。

比如说新农村建设就基本围绕基础设施建设，例如路桥之类的。当然并不是说基础设施建设不重要，但产生的实际问题是因为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涉及征地，而在农村往往又造成补偿明显不公的情况，进而引发群体性事件。讲穿了就是在一个制度还非常不完善的基层，要去进行利益非常大的基建，造成的问题可能比建设新农村之前还大。

浙江金塘岛就因为建设新农村，将之前的村硬生生升级成了“社区”，但这种名称的改变，并没有彻底改变福利分配和人们的生活选择。而因为要升级成社区，就要搞土地协整，将原本住在半山腰的农民拥有的宅基地和自留地全整合起来，让农民从半山腰搬下来，社区另外批地建造房子，但协整拆迁原有农民住宅和另外新建住宅均需农民另外承担成本。给农民的补偿又远远不够农民搬迁和新建所需的资金，怨声载道就在所难免了。这样的政策，其实并没有留给农民自主选择权。听说最后该政策无法落实，就不了了之了，未尝不是件好事。

广东汕尾从太石村到乌坎村的例子也说明了这种“卖农地”的城镇化过程，可能需要考虑更多的政策实施细节。乌坎村最终民选村官，落实了村级直选，这其实是改善了农民的选择。尽管短期内的效果并不显著，但制度重在长效，算是有利的改进方向。

但农村就地“城镇化”这种思路下，就会出现村子升级成“社区”，乡村命名成“镇”的有名无实的城镇化。另外一个方面，就地城镇化的思路也容易造成土地补偿不公，农民利益受损，不仅无法推他们一把到城里头去，更反过来打破甚至摧毁了其原本的生活。当然，这在农村并不是普遍的现象，但的确是无法忽视的现象。所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是就地城镇化的思路，可能需要谨慎考虑。因为其并没有从根本上给农民带去更多的选择。

接下来还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城市化，其实主要是指大城市继续扩容，完成城市移民变成市民的过程；另一个是城镇化，其实就是中小城市慢慢变大，吸纳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两种思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有潜在的冲突。

2009年底，我开始关心这个议题的时候，当时比较偏重的意见是要发展小城镇，主要考虑是让农民离乡不进“大城”，因为大城市的压力很大。大城市压力为什么大呢？主要是市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在生活的细节上经常相互敌视，而这种敌视又被媒体刻意放大，往往忽略了在大部分生活细节上双方重叠和合作的方面。不管怎么说，支持小城镇发展的背后逻辑是，这样做比发展大城市要更符合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想象。这种思路也比附了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认为小城镇可以通过内生性积累慢慢发展起来，而大城市往往是政府一手推动的结果。这样发展小城镇就可以避免政府过多干预，非常符合弗里德曼的经典论述。

但实际上这种思路也不一定是站得住脚的，而且是源自对自发秩序和市场自由的误解。从2009年至今，我与文贯中教授、周其仁教授和陆铭教授等关于城市化问题交流不少，受益良多，这里简单阐释下我的看法。

城市城市，分开来看，就是“城”和“市”。尽管古代“城”是出于军事目的，“市”通常也受官方控制，但现代“城市”首先是一个市场现象。这就是说，不管是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都是市场现象。理解这一点的关键是，要反过来看。尽管当前政府对城市发展多有干预，户籍制度依旧横亘，但大城市还是势不可挡，这背后正是市场力量获得胜利的最好证据。而且，从经济上来说，城市带来的好处极为明显，这背后正是为什么城市移民生生不息的经济学道理。

所以在城市化还是城镇化的争议中，可能也要避免名称的纠缠，而且两者也不矛盾。大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同样会带动二三线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如果这个过程中更多发挥市场的力量，这个发展还会更快一些，毕竟满打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也才不过51%多一点。但关于中国的大城市“北上广”地区是不是人口太多了，当前是存在争议的。但对比香港和东京，似乎也没有太大的理由支持人口太多的说法，人口密度是不是过高，这一标准的弹性之大，有时候出乎人的想象。

周其仁在其关于“城乡之间”的一系列文章中，就指出过城市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城市能耐大。那么城市能耐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城市里的选择比乡下多，而且城市协调冲突的选择的制度比乡下要齐备，尤其是市场机制，更发达。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 Glaeser）写了本书叫《城市的胜利》（Triumph of the City），就为城市大唱赞歌。这本书带来很多启示，以后还会继续说，这里简单提几点。

格莱泽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基本上建立在非常直观的指标上，例如城市最直接的好处就是能提供一份工，有一份收入，并且相较于农村的人均收入，城市的人均收入要高。而城市中紧密的交流也能催生出更多智慧。同时摩天大楼和公共交通实际上减少了在路上的过程，反而降低了人均能耗。并且由于城市出色的医疗等公共设施和服务，使得人们活得更加健康。如此说来，城市能耐的确大。

但正如我前头所言，这么大的能耐要长出来，离不开城市实行的制度。我们看到有些城市兴旺，有些城市走向衰落，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却与城市是不是鼓励自由选择并且有效协调冲突的选择，紧密相关。

1962年，为了阻止逃港风潮，官方发过一份宣传文件，叫《人间地狱香港》，其中是这样描述的：“一、香港是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二、香港黑社会横行；三、香港是最大的制毒贩毒基地；四、香港自杀者是世界上有数的。”这当然无法阻挡人们对自由的渴望，因为相对于一穷二白的人民公社社员来说，人都快饿死了，担心这些“城市病”就有点想太多，属于根本都轮不上有的“何不食肉糜”的富贵心态。

当然，一方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另一方面城市也面临各种挑战，卖淫、毒品、犯罪和抑郁，至今是世界各个大城市面临的困境。这样一来，正反两方面都能找到证据，一方面城市好，一方面城市有病，争论就不太能出结果。还不如放弃宏大叙事的论述，着眼于每一个具体的点，不管是梳理历史案例，还是做些实证研究，扎扎实实地展现一下“城市的能耐”，看看城市到底是怎么增进自由选择，提高体面生活标准的，或许是比较好的处理方式。

［寻找1111位读者，进行中］

【中国梦】是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合作的专栏。刊于2013年3月26日，刊出版本有较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