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向度|中国梦4

李华芳

朴素的中国梦是要过上“体面生活”，而衡量体面生活的一个核心标准是“自由选择”，自由选择不仅意味着要选择集扩大，选择项增多，还意味着当新增选择与现存选择能兼容。要是起了冲突，能有一定的机制来协调这种冲突或矛盾的选择。有了这样一条路径，奔着实现中国梦而去的下一步改革，就应当朝增进自由的方向去改。

这不仅是说改革能带给人们更多选择，也是说改革要能帮助协调冲突的选择。不管你称之为“和谐”也好，“稳定”也罢，总之，要“搞定”冲突的选择。前面已经提到个人协调冲突选择的四个来源：内省、竞争者压力、法律约束以及非正式制度的限制。但对一个社会来讲，个体协调冲突的选择，还不是最麻烦的事情，最麻烦的是协调不同的人之间相互冲突的选择。

“政治乃众人之事”，这是孙中山的化用先贤思想得到的警句。政治制度的紧要之处，也恰恰是说不仅要增进个人的自由，更要协调不同人之间相互冲突的选择。如果目前的政治制度不能协调这种冲突的选择，那么这个制度就需要改一改。如果目前的制度所能允许的自由选择的空间很小，那么制度改革也势在必行，也就是总归要朝增加选择的方向走一走。人为要挡，怕也是挡不住的。

但有的时候也有制度陷阱，会把人困在低水平的均衡里。2011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两位经济学家贝纳吉（Abhijit Banerjee）和克拉克奖得主杜弗洛（Esther Duflo）写了一本叫《穷人经济学》（Poor Economics）的书，里头提到脱贫致富要经历“S”型的曲折道路。

具体来说，就是一开始人们挣扎在生存下去的边缘，根本谈不上发展。每日获得的收入全部用于基本生活需求，主要是食物。但这些食物转化成能量尚不足以支撑一个成年劳动力一天的工作。可能你刚工作半天就饿得头昏眼花，就无法继续工作来获得收入了。这样就只能做半天歇半天，但却又没有办法脱离这种贫困交加的境地。

杜弗洛称之为“贫困陷阱”，你虽然不会饿死，但却永远挣扎在贫困边缘。而通过外界的投入，或者某一突发事件（主要是技术进步），使得大量盈余成为可能。这些盈余的资源被用于投资，收入增长，结果就进入了下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怎样从s型曲线的左下方跃升到右上方去。杜弗洛等人的工作主要是研究国际援助对扶贫的效果，但其研究对制度转型一样有启示。

让我再说一说我生活过的金塘岛。我一直认为任何一个人仔细回顾自己的故乡，总能看见“活的历史”。1960年代初的金塘岛，也是陷于这种低水平的制度陷阱中。甚至直到1980年代初期，岛上居民的生活大体上能温饱，但却没有富余可以使得一户家庭脱离小岛的局限。当然本来岛上居民与世无争，倒也会成为一个“世外桃源”，体面生活的参照系也是附近邻居，家家户户都有些田有几颗李子树，水平即使有差，也相去不远。

这就是我说的低水平的制度陷阱。在这种制度水平下，体面生活是有局限的，而且人们的选择也是有限的。晚上7点后，基本就黑灯瞎火，除了捕黄鳝、田鸡、石蟹这些野味还需要摸黑劳作一番的人之外，其他人基本就得早早进入梦乡。根本没有所谓的夜生活。对于经常停电的小岛而言，夜生活所需要的电力资源是完全不具备的。这样的低水平陷阱也很难突破，因而体面生活的标准也长期不动。

参照系的改变，或者体面生活范围的变动，理论上是逐渐累积起一股力量，到一个转折点跃升到新的层次。但大部分历史经验中常常是被外界力量打乱。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他们的新书《国家为何失败》（Why Nations Fail）中有精彩解释。革命或者战争往往是体面生活标准跃升的重要原因，因为制度被改变了。尽管革命和战争的后果惨痛，但如果之后能建立更加包容性的制度，那么生活往往就会更加体面。

金塘岛的体面参照系也是突然被外界力量给打乱的。这外界力量是来金塘岛探亲的“台湾同胞”。一下子金塘岛人的视野就被打开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台湾佬带来了岛上人穷尽想象力也无法想到的礼物。我生活的那个地方叫“擂鼓岙”，旁边有户人家的大伯从台湾来探亲，连带着乡里乡亲都受益，对我们一群小孩来说，椰奶味的糖果是我们视野里的新鲜事物，关键是还很好吃。那么这些出手阔绰的台湾同胞是怎么冒出来的呢？

同胞其实本来也是金塘人，原因也还是和战争有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成立了，但在舟山群岛，战争还没有结束。舟山群岛地处中国海岸线的中央，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传说当年英国人本来是想殖民舟山，李鸿章考虑战略因素，允以香港“弹丸小地”代之。但香港在英国人统治期间居然蓬勃发展，长期占据世界最自由经济体排行榜首位，却是后话了。

在毛德传的《国共舟山战役述略》一文中，毛提到从1949年到1950年，蒋介石在退守台湾之前，带着使人军事顾问、前美国西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Charles Cooke）四次造访舟山，不顾国民党众将反对，力主撤台。据《蒋介石日记》1950年5月1日记载“高级将领，尤其国防部主管，几乎全部反对，无一人为之赞成。”但蒋认为“此举实为台湾成败，国家存亡，最后之一着，非毅然决心如期实施不可也。”5月9日又记“（众将）对定海撤退决策极端反对，劝余重新考虑。若辈脑筋不清至此，深叹亡国之无法挽救，感痛万分。”

但最终蒋还是实施了撤退。5月24日，郭寄峤呈蒋介石《舟山区国军转进部署实施纲要及检讨报告》，称“共撤出官兵136774人”。而据毛德传的估计，这包括了“劫持舟山壮丁13521人去台，造成妻离子散者众。另有绅商携家眷及青年4000余人，自愿赴台。”这些壮丁中不少来自大榭岛和金塘岛，这两个离大陆最近的岛。分离的人们自此踏上了不同的道路，尽管也都是所谓生活在岛上，但面目截然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两岸关系缓和，过去的壮丁现在的台胞回岛探亲，不仅开拓了金塘岛人的视野，更扎扎实实通过金钱资助使得部分金塘岛人开始脱离田间地头、渔船码头，想出了其他的营生。而要有其他的营生，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去城里做一份工。一小笔来自台胞亲戚的钱，就足以使一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人走出小岛，从低水平的制度陷阱中脱离出来，走向城市。

一人带一人，同乡带同乡，迄今为止金塘岛4万多人口，一半多常年在外打工。当然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不仅外出有钱赚，岛上创业也是选择。金塘岛现有460多家各类企业，吸纳近1万人口就业。剩下的1万多则是老人、学生和小孩。几十年，风云变，从低水平制度陷阱中脱离，往往需要那么一点“推力”，这也正是改革所要聚焦的向度所在。

【中国梦】是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合作的专栏。刊于2013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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