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战略研究|k街观察39

李华芳

宾夕法尼亚大学最近刚刚发布了《2012年度全球智库报告》，国内除了官方智库例如社科院外，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首次出现在名单上，算是这个榜单朝更客观的方向又前进了一步。当然，偏颇还是在所难免。由于制榜者麦甘（James McGann）本人是国际关系的背景，所以在国际战略研究上有侧重的智库，往往会获得相对较高的排名。而且榜单依靠专家打分，如果不是专注国际关系的智库，在这些专家圈中，也很难闻名。所以专注国内公共政策的智库，难免会被低估，多多少少在排名上会吃亏一点。天则所多年未入围的历史，多少也表明了这一点。

今年排在美国智库前五名的分别是布鲁金斯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外交关系委员会、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以及兰德公司。这也非常明显体现了“国际关系”视角与“战略研究”取向。

那么到底什么是战略研究呢？著名的地缘政治学者、美国前外交官罗伯特·斯特劳兹-于佩曾经说过“国家需先思而后行”。国家采取行动之前要先想一想，这当然是很通俗的表达。关键是让“谁”来想一想。从1900年到二战之前，全世界智库数量不过100多家，很多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智库。而从二战结束到1950年代末，期间设立智库的数量就远远超过了以往总和，而这一时段大部分智库的使命就是研究本国如何处理国际关系。

显而易见，让“想一想”这件事专业起来，就成了所谓的“战略研究”。而智库成了组织战略研究的最重要的模式。当然各国政府也有国有化的或者政府支持的研究机构，但大量独立组织的智库，依旧成了最主要的战略研究的力量。

对美国而言，大部分智库的设立也是差不多的目的。正如我在《每个人都是兰德的私生子》所说的那样，兰德公司设立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抗苏联。目的是清楚的，但当前的状况如何，因为什么原因造成了目前的现状，准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有效解决，以及这些手段会带来什么潜在的后果，这就是兰德公司大显身手的“四步决策”模式了。如果将这四部分搞清楚，以政策报告的形式呈现给决策者，这当然就有助于决策者做出判断和决策。这也是智库影响政策的采用手段了。

但这仅仅局限在早期兰德公司大量依赖军方经费支持的时期，军方已经设定了明确的目的。但时至今日，这种做法早就过时了。并且随着兰德公司资金来源多样化，对“战略目的”本身的研究也开始加强。也就是说，战略目的本身也不一定是清楚的，这种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办呢？

这时候只有一个大致的研究领域。例如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问题，但这里面就没有像之前类似“对抗或遏制苏联”这样的既定目的。中国人比较熟悉兰德公司的施道安（Andrew Scobell），他一直是研究中美国际安全领域的专家。在中美关系领域，目前还不存在一种确定的战略目的，强硬的鹰派要求遏制中国的呼声，不断遭到务实派关于中美利益已经互相依赖的反击。正如施道安所言：“将犀利的言辞付诸行动不是一种现实的选择。如果这么做，可能要求切断中美之间互惠互利的经济纽带，并且在战略上花费巨资来围堵中国，而且这会迫使中国做出对抗性反应。”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讨论美国的“亚洲再平衡（rebalance）”战略，而是以此为例说明随着智库业的发展，战略研究不仅已经涉及战略手段的选择，而且已经对战略目的本身开展了研究。今天的兰德公司大概还有10%多一点的经费来自军方支持，多以“合同制研究”的形式，其中约3/4还属于保密合同。不过类似像施道安这样的专家的研究，却越来越体现出介入讨论美国战略目本身的趋势。

既然是说讨论目的本身，那么可想而知就是不知道“目的”是什么，更加不用说接下来手段的选择问题了。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兰德公司的资助方难道也没有目的么？如果没有明确的目的，他们资助兰德公司的钱不会打水漂么？答案是大部分没有。除了军方部分保密的合同外，兰德公司的战略研究基本都是网络公开的，这也符合其非政府组织的公益身份。也就是说，资助兰德公司是不仅希望兰德能给出战略目的，也给出战略手段的选择。

【以下为正式刊发时删节部分】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美国的战略研究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或许就能更进一步从两者之间的差异中了解战略研究的真含义。1月30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发布了第一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第一批）招标课题研究方向。试举几例，如“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研究”、“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研究”、以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研究”。这些研究课题的方向和目的都是十分明确的，甚至已经暗示了某些手段，例如“坚定、实现、夺取、坚持”等。

我们当然可以说在这些方向下面还有些具体的手段选择可以研究。但问题在于这就与当前的战略研究有了很大差距，还停留在美国1960年代的水平，甚至还要更差。在世界局势日新月异的今天，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大，战略目的这件事是无法通过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规划”出来的，而是要对目的本身进行研究。所以规划办规划的“西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虚伪本质研究”这一研究课题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事实上，研究之前就知道结论的课题是不值得研究的。

战略研究正是要应对“未知”的、“不确定”的挑战。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经费2011年已经超过10亿人民币，相当大一部分就投在已经知道结论的所谓“研究”上，将会造成巨大的浪费，也会被成熟的战略研究甩出不知道几条街去。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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