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说，衡量中国梦是否实现的一个朴素标准是过上“体面生活”。但对于这个标准，还有一些疑虑需要打消，所以值得在讨论中国现实问题之前，再多说几句。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疑虑是，如果说决定“体面与否”更多是在于个人判断的话，你怎么知道一种“体面生活A”是不是比另一种“体面生活B”更“体面”呢？

比如经常会有人提出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到的“平行世界”理论。假定你有一份工作在上海陆家嘴，然后你有两个选择，一是选择住在浦东陆家嘴附近，但租金比较贵，比如要4000-5000元，却可以走路15分钟上班；另一个是你住在浦西一处相对租金便宜的地方，只要2000-3000元，但是却需要花1个多小时搭乘公共交通才能到上班的地方，更糟糕的或许是，你不仅要早起，而且要在挤完一辆公车后再挤上早高峰时恐怖的上海地铁。你愿意在这两个平行的世界里选择哪一种呢？哪一种才是“更加体面”的生活呢？这当然仅能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

但在判断什么是更加体面的生活时，还是有两条简单的原则，值得说一说。一是选择集扩大、选择项增多。但马上就会有人反驳，选择多就一定是好么？特别是一些选择困难的朋友，就更容易诉苦，说选择多与好之间根本不是一回事，按照他们的话说，“选择多就是好”这“不科学”。

例如在行为经济学上，经常有这样的实验证明选择多不一定好。两家地理位置差不多的店都卖芝士，一家店只有六种芝士，另一家店能找到几乎所有种类的芝士，那么哪家店生意更好呢？答案是只有六种芝士可选的那家店生意更好。这里头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有一个解释是太多的选择反而增加了选择的成本，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仅提供六种选择反而节省了消费者购买决策的成本，从而更吸引消费者，业绩就更好一些。

但从更高的选择层面来看，这恰好是选择集扩大，选择项增多的表现。我们假定原来只有那家出售几乎所有种类芝士的店，这种时候个人选择通常局限于在从选择集（芝士1，芝士2，芝士3，……）中进行选择。而现在的选择是从选择集2（芝士1-6）和选择集1（芝士1，芝士2，芝士3，……）进行选择。这并没有改变原先的选择集1，但却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选择集2。

当然，有人会进一步指出，这是因为增加的选择集2与原先的选择集1之间不构成冲突。不过现实生活中常常存在新增的选择集或选择项与原来的相冲突，这个时候选择多还意味着好么？这里就需要引入我说的第二个原则，那就是兼容性原则。

选择兼容性原则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意思是说，新增的选择与原先的选择相互兼容，不冲突，不矛盾；第二层意思是说，在新增的选择与原来的选择有冲突时，我们假设个人有能力可以处理或协调这种冲突，使之重新处于选择兼容的状态中，再做出选择。

这个第一层意思容易理解，就不多说了。对于第二层意思，让我化用一个阿玛蒂亚·森关于阅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例子，来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个例子的一种解读方式是说，一个不喜欢情色读物的人，要不要选择读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本书。他当然可以听其他人的话，就不读了；但如果他没自己读过，就无法判断这到底是不是情色读物。而一旦他读了并认为这是情色读物，又违反了他不喜欢情色读物的偏好，会造成效用损失。

这种情况在生活中很常见。我们都知道中国执法部门经常有“扫黄打非”行动，那么对于什么是“黄”尽管有秘而不宣的标准，但总是要有个人去判断。例如根据中国政府“扫黄打非网”（ http://www.shdf.gov.cn/ ）《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关于表彰2012年全国“扫黄打非”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的决定》。其中北京市文化市场行政综合执法总队综合处王宁之等197位同志全国“扫黄打非”先进个人称号。

我们可以合理假定王宁之等197位同志对“黄色”产品是非常厌恶的，所以他们才在“扫黄打非”上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但这里的问题是要知道一个东西，例如说光盘，是不是黄碟，你总要审查鉴定一下。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厌恶“黄色”产品的人不得不审查黄色产品，而在审查的过程中他就不得不消费他厌恶的东西。从经济学效用论的角度来说，这就产生了消费你不偏好的东西的悖论，通常而言，会产生负面的效用。

也就是说，王宁之等人选择的一个事业原本是要满足偏好1，也就是厌恶黄色物品，所以就要打击之；但在增加这个选择的同时，却导致了选择可能部分或完全违反偏好1，也就是不得不在审查的过程中“消费”黄色物品，造成负效用。

这个时候，第二个原则就非常重要了，个人有能力协调这种冲突的选择。根据对王宁之等同志的表彰，他们“发扬特别讲政治、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守纪律的优良作风”，“有力地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这里王宁之等人协调选项冲突的能力是通过“特别讲政治”等来获得的。

通常情况下，这种自我调控矛盾选择的能力大致有四种来源。一是来自内省，有信仰的人往往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更容易处理矛盾选择的情况；二是来自竞争者，同行的压力，为了在同行竞争中胜出，就改变或抑制自己的某种偏好或需求，从而使选择处于兼容状态；三是来自正式制度例如法律法规等的限制，例如对非法出版物本身就要打击；四是非正式制度的监督，主要是媒体和公民社会的监督。

这几种有可能单独或共同作用，有助于个人获得协调矛盾选择的能力。这里内省是正向提供协调能力的；竞争者的压力则是正面和负面兼而有之的；而不管是来自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限制，都是负面通过约束来协调矛盾选择的。这个“自由选择”的制度背景常常容易被人忽略，值得特别提醒一下。

到现在为止，我大体解释了我对中国梦的想法，那就是要过上“体面生活”。而对于什么是“更体面”的“体面生活”，我的答案是选择增多、并且选择具有兼容性。这才能保证“自由选择”作为“体面生活”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体面生活最终的目标所在。也就是说，要追求“体面生活”，必得先“自由选择”。而“自由选择”本身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三段论所言，自由是目的，自由也是手段，自由的目的只能通过自由的手段达成。在这里也依旧适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什么”增加了中国人的选择，“什么”能保障选择的兼容性，“什么”又能促成通过自由的手段达成自由的目的，从而使普通人实现中国梦，真正过上“体面的生活”？答案肯定有千万重，但我会独取“城市化”这一种。下个专栏再谈吧。

刊于《上海经济评论》2013年2月5日。 

【中国梦】是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合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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