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是兰德的私生子|k街观察38

李华芳

关于兰德公司，有一些很神秘的传说。对中国人来说，最广为流传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朝鲜战争的。时光回到朝鲜战争前夕，兰德公司就朝鲜战争的形势作了研究，其中最重要的是预测中国是否会出兵朝鲜，得出的结论仅有七个大字：“中国将出兵朝鲜”。当时兰德公司想将这份报告以2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美国政府，但五角大楼认为中国历经抗战和内战，不会有实力出兵朝鲜，所以拒绝了。事后，中国果然出兵朝鲜，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吃了不少苦头，就想起来悔不该没听兰德的话。所以事后又花了200万美元把这份过时的报告买了回来进行研究，于是兰德公司也就名声大震。

说实话，我很难想象这种荒诞不经的故事居然能在中国大地流传甚久。可见在媒体受管制的情况下，谬种流传总难避免。事实上，兰德公司的确对朝鲜战争有研究，但主要是针对苏联。而且研究也不是针对中国会不会出兵援助朝鲜之类的，本来就是中国作为苏联的代理首先发动进攻。还有鼻子有眼的说结论仅有七个大字，搞得美国人写报告用的是中文一样。

当然这其中最可笑的是“买报告”，一下就暴露了对兰德公司一无所知的窘迫。从设立开始，兰德公司就一直是“合同制研究”的典范。什么叫“合同制研究”呢？就是兰德公司首先会跟研究项目的发包方签一个研究合同，有合同确定的研究经费，然后才开始招人进行研究，在初期极端依赖军方经费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是先给钱，再研究。不存在主动推销卖报告，五角大楼更不可能在事后还去买一份兰德的报告。

前两年，还有一个关于兰德公司写“中国人人性”的所谓“报告”也到处流传，国内还有一些媒体向我打听真伪，实在让人好气又好笑。其实兰德公司作为一个NGO智库，除了“合同制研究”中涉及国家机密的部分，其余都是公开的。要判断真伪很简单，在RAND.ORG上检索CHINA就能找到相关的研究、政策报告和评论。这种无稽之谈一再在大陆兴起，又与兰德相关，倒是值得说一说。

新华出版社翻译过一本关于兰德公司的书。这本书原名叫做《Soldiers of Reason: 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American Empire》，翻译过来被叫做《白宫第一智囊》。实际上这又是个误会，其实原本应该翻译成《理性战士》的。

另外，如果说兰德公司是五角大楼第一智囊，我觉得勉强还成立，白宫第一智囊那怎么也轮不上兰德。党派政治的存在，使得不同党派会倾向于从支持自己政策立场的智库中吸纳意见，甚至直接从智库中挖人进入白宫或各种委员会。共和党主政时期，传统基金会和美国企业研究所或可以被叫做白宫智囊；而到了民主党时期，布鲁金斯学会通常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而奥巴马的首席智囊团那应该是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也就是俗称的“盖子”（CAP）。

为什么像新华出版社这样的也会弄错呢？大概还是因为兰德公司具有盛名。那么仔细想想兰德公司的这种盛名究竟是怎么产生的呢？这或许是对中国智库最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其实在《Soldiers of Reason》这本书里大体提到了为什么兰德公司具有盛名，最为核心的东西，那就是“理性化”（reasoning）。由于兰德公司的政策报告都是面向现实问题，有一些又是非常紧迫的问题，那么如果告诉决策者当下应该做的选择是什么就非常重要。也就是说，兰德是要为决策者“解决问题”的。但你要决策，就要依据一套方法，或者说决策的模式。兰德公司恰好是全面在决策领域建立并推动这一套理性化方法的鼻祖。今天兰德的口号依旧是“客观分析，有效方案”（Objective Analysis. Effective Solutions.）。

兰德公司的建立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当时的共产主义阵营，尤其是苏联。因此兰德的专家们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去研究如何遏制苏联。例如后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托马斯·谢林最早的工作就是协助兰德公司为遏制苏联提供决策基础。谢林等人于是利用博弈论研究了阻吓策略等，后来凭借在博弈论上的杰出贡献，获得诺奖。但这类基础研究的目的却在于军事上遏制苏联。

尽管兰德公司的兴起的确是“时势造英雄”，但这也离不开兰德公司特有的“理性化”研究方法。迄今为止，兰德公司一共有32位各个领域的诺奖获得者，其中与博弈论相关的学者中大部分获奖的经济学家均与兰德公司的研究有紧密的关系。博弈论背后蕴含着一个重要的思想，那就是个体决策，或者说方法论个人主义。而恰恰是这一思想在对抗苏联的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思想上，起到了根本性的作用。而今天的决策研究中，博弈论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工具。通过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兰德公司真正的影响力归根结底是基于其强大的研究实力。

理性选择意在击败共产主义，但在实践中，却改变了更多的东西，甚至改变了美国社会。兰德的研究具有一个鲜明的解决问题的特征。例如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四步决策模式”：首先评估与澄清问题，然后分析成因，接着针对成因提出解决方案，最后对解决方案做出潜在问题分析和预测。却是兰德公司在1950年代创立并不断推广，最终不仅成为政策抉择的标准模式，也对商业决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只要想想今天各类大公司对基于博弈论的行为经济学理论的利用，就可以管窥一豹了。从这个意义上看，恰如《理性战士》一书的作者阿贝拉（Alex Abella）所说：“我们所有人都是兰德的私生子”。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