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春运火车票问题，进入媒体讨论的视野，是得益于薛兆丰写的豆腐块和大部分媒体的肤浅。从2000年甚至更早一些开始，薛兆丰就年复一年在春运来临时贴一下自己写的诸如火车票价不够高之类的短文，将经济学ABC的理论强套在复杂的中国现实问题上。但这种“用涨价消灭需求”来解决现实问题的思路，一下就暴露了理论不自信和现实无体察的双重窘境。

但从来没有人认真去指出这一点，大部分严肃的学者完全是不屑于参与此类讨论的，这个工作于是就留给了我这样的门外汉。所以在2010年，我写了几篇关于春运火车票的文章，试图正本清源。

这三篇文章是：

对这三篇文章，有一个肉麻的吹捧是怎么说的：没读过李华芳，不足谈火车票。这事挺尴尬，也挺让人脸红的。不过相比于十几年如一日展示自己短板的薛老师而言，我觉得我应该有厚脸皮来接受这样的吹捧。

火车票问题的复杂性，我已经在前面的三个文章里写过了。我可以原原本本老老实实展示我不同意薛兆丰的地方：

让我先简单小结下薛兆丰文章的意思。其研究问题的目的是怎样让春运火车票买票的时候不拥堵，并解决黄牛党造成的浪费问题，分析原因是火车票价不够高导致的，其解决方案是铁道部涨价到市场价水平。

我的意思是，春运火车票压根就不是一个拥堵不拥堵这种意义不大的问题，黄牛党根本不是浪费，火车票价早就经之前的黄牛党而已经“涨”上去了，铁道部作为垄断企业不可能有知识能调价到符合市场价格水平，出路在于合法化黄牛，增加代售点，并在长期实现机车和路段的承包或私有化。

这里面我提出铁道部涨价到底是不是有效，其实是一个实证问题。作为一直关心火车票问题长达十几年的人，没有一篇像样的实证文章告知是否有效的结果，这多少也反映出这种“关心”的廉价程度。

白纸黑字的好处在于能告诉你，薛兆丰目前重新承认黄牛党有效率，从涨价论变成调价论，再到坚持要合法化黄牛搞代售点的思路，并不是他一贯坚持的。很容易对比他前后不太一致的说法，而这些说法的变更发生在我刊出文章之后。当然要促成一个人的转变，尤其是思路的转变，不是太容易的事。这也是我“教给”薛兆丰的东西，如果这可以叫做“教”的话。

对只知道经济学ABC的人，显然也是无法理解科斯提出的问题的真含义：价格调整这件事与权利界定本身密切相关。对只愿意停留在经济学ABC的人来说，他们也当然不可能去学习中国历史上的价格闯关和承包制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位朋友是薛的朋友，实际上，我应该说，我有多位朋友是薛的朋友。这些友人在讨论问题上，容易将事与人给裹挟起来。我指出薛之前写得肤浅了，这些友人就说你和薛到底有什么私人恩怨。我和薛老师毫无个人恩怨，相反还有恩于我。我太太赴美求学，是薛老师驱车接待。我从没见过薛，在微博上他也早早拉黑了我【题外话，我因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直到现在依旧被禁言中，所以我不清楚微博上有没有人联系我，有要事，请邮件。什么，找不到我的邮件？那肯定不是要事】。我和薛交集少到完全谈不上私人恩怨之类的。

我自己的观察是大部分朋友能分清讨论问题与针砭个人德行是两码事，但仍旧有不少糊涂的朋友不容易做到就事论事。这几天又有几个朋友传来关于薛重贴十几年前旧文的事情，我不知道意图何在，但希望大家早日清楚认识到，我已经为这事浪费了太多时间。而且我也的确没有看到有什么进展，如果你真心有兴趣，那么不妨考察下，现在技术已经革新条件下的新的约束条件问题。

这是我最后一次作此说明，希望并不是多余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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