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面生活|中国梦2

李华芳

在“中国梦”的开栏语中，我提到每个人对“中国梦”的表述都不尽相同，但有一些实质性的追求，例如过上“好生活”。但这好生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且麻烦的是，大家对什么是好的生活也没有统一的答案。

我的孩提时代是在东海一个叫做金塘的小岛上度过的。改革开放之前，这是个贫瘠的小岛。我7岁上小学前，父亲给我讲过他7岁时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次实在饿得不行，就忍不住偷了邻居家一个尚未长熟的地瓜，二根手指那么粗，从地下挖出来，用手随便抹了抹泥，就狼吞虎咽吃下肚。来不及消化，邻居就赶来了，他慌不择路就跑，邻居整整追了他两座山。那个小地瓜能提供的能量，早已消耗殆尽。晚上还挨了顿爷爷的打，被牵到邻居家认错。1960年的这件事，至今仍让父亲难以忘怀。

他是以此来激励我好好学习的。对岛上的居民来说，教育和参军是两条体制内脱离小岛的可选道路，别无其他。兴许是家长早就体察到我年幼时代营养缺失，根本不是块参军的料，所以他们所识的唯一脱离贫困走出小岛的道路，就是教育。当然谁也没有料到，我那些同龄参军的同学日后参军复员，找不到城里的工作，依旧回到了小岛。

但30多年后，回到小岛找一份工并非很差的选择了。改革开放使得这个几千户人家的小岛变成了生产中国80%以上的螺杆的工业岛。严重的附近海域水污染，使得传统渔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渔民也被迫转行。不过事实上，岛上的居民一样觉得自己的子女如果有一份螺杆厂的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同样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份“体面的生活”。正如30年前，他们希望自己的小孩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或者积极参军复员等国家安排工作一样，是一个大多数人都看着觉得体面的选择。

也就是说，评价什么是好的生活，朴素的标准就是是否体面。而这个“体面生活”的标准会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化，并不是变动不居的。1978年，中国全部汽车产量仅14.91万辆，拥有一辆汽车的家庭显然是非富即贵，远超平均生活水准。人们还不怎么听说过电话这件事，更遑论互联网。但2011年，全国全年生产汽车1841万辆，拥有一辆车在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是体面生活的一个标准，而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一直认为“体面生活”是亚当·斯密论述中容易被忽视的概念。早在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时就提到18世纪晚期的苏格兰格拉斯哥，男人如果没有一件亚麻衬衣出门，就是十分不体面的。在21世纪初中国东海的金塘岛，没有一份稳当的工作，同样也是不体面的。

这个“体面生活”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含义。对普通人的中国梦而言，过上体面的生活，不仅仅意味着与过去相比，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生活选择的极大丰富，也意味着与同一时期的邻居们相比，自己的生活水平和选择与他人相差无几。可以超过平均水平，但不至于过分窘迫，落在这样一个与平均生活水平“差不多”的范畴里。

至于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选择，又与生活圈子的大小有关。1978年改革之前，金塘岛上的居民由于缺乏外界的信息，大多数从事打渔和种植等传统渔农业；而时过境迁，现在居民的选择要丰富很多，除了外出打工的从事建筑业之外，留守本岛的从事螺杆加工业。这两项事业之前都不在居民的视野范围内。

而金塘人在过去几十年间，已经在建筑承包业累积了声誉，在建筑业所涉及的泥水匠和木工的口口相传中，金塘人甚至成了北京亚运村的主要建设者。这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夸张，但也并没有过分言过其实。而金塘岛作为中国“螺杆之乡”同样也显示了这个行业的辉煌程度。这显示出，只要一定程度的市场准入放松，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要素一定程度的流动，就能促使生产力得到巨大提升，并且为人们提供大量的产品和服务。

这种市场秩序的扩展允许人们有更多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像几十年前的金塘岛人一样只能靠考大学或者参军来走出这个小岛，而是可以通过打工甚至创业来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不仅选择增加，而且人们愿意这样做。与在生产队挣工分的积极性相比，人们为提高自己家庭的生活水准付出的努力不可同日而语。更值得期待的是，人们可以拥有自己的收入，并逐渐积累财富，只要这一切是合法取得的。

中国市场经济的成就，再怎么赞誉都不过分。一个好的制度，能激励人们为体面生活而奋斗，并且与此同时提高体面生活本身的标准。而不管怎么演化，体面生活始终意味着个人选择集的扩大。从实际层面来说，人均寿命的增长，市场规模的扩展，商品的多样化，以及要素、尤其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都有助于扩大人们的选择集。简而言之，自由选择是体面生活必不可缺的要件。

不过也有人质疑选择扩大是否必然意味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尤其是当对生活质量的判断涉及到主观的幸福观的时候，更是如此。吾之蜜糖，彼之砒霜。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实际上，将选择集扩展与选择困难带来的问题等同是不合适的。选择越多越困难这种说法，只在非常弱的意义上成立。如果坚持人的理性，那么没有理由否认即便面对增加的选择项，人可以屏蔽自己无法处理的选择范围，从而在自己可以处理的选择集内来进行选择。也就是说，理性人会设立一个屏障来限定自己的选择范围。

而体面生活恰是人类为自己的选择设置的这样一个选择集。当然这个选择集并没有上限，去限制人类探索生活可能的极限，例如我可能是金塘岛有史以来第一个留学生。但这个体面生活的确给了一个大致的下限，如果有一户家庭的生活过分偏离这个生活水准的下限，那么我们就很难说这户家庭的生活是体面的。这户家庭的中国梦就依然没有实现。

用体面生活作为中国梦的标准，还有另一个好处。学界常常挣扎在标准的“客观可衡量性”与标准的“个体主观判断性”之间，一方面希望有一个类似GDP这样的客观标准来简化和刻画生活水准的提高，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对生活水平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这样要调和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体面生活”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妥协方案。一方面，这是个主观的概念，每个人对体面生活的判断不同；但另一方面，大体上每个人的判断会落在一个范围之内，这个范围的选择通常是可以界定清楚的，例如一个岛，这样一来，围绕岛上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有一个大体的波动范围，落在这个范围内的“体面生活”标准又可以逼近客观的标准。正如18世纪末在格拉斯哥的一件亚麻衬衣一样。

【中国梦】是与《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合作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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