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辨已忘言：中国模式的争议

@李华芳

最近这几年关于“中国模式”争议纷呈，尤其是从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以来，意识形态上习惯了“冷战后遗症”的人，在这个问题上几乎陷入了亢奋癫狂的状态。有些争议当时看似热闹，其实并没有真正推进对中国模式的理解。这篇文章在时隔几年之后来回顾围绕这个主题的争论，希望能推进对这个话题的理解。

1 什么是中国模式，有没有中国模式？

一个首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模式？如果没有各自清晰的界定，容易陷入各说各话的境地，可惜的是，这也是何以之前的争论并没有针锋相对的原因所在。

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议，要回到“华盛顿共识”这个话题。在1989年的时候，世界各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发生了政治上的重要变化，东欧和拉美诸国最终离开了社会主义阵营。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于是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用以指导拉美变革后的经济改革，他的主张包括“国企私有化、取消对企业的管制、金融和贸易自由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以及防止通货膨胀”，这些经济主张意在“帮助”当时的拉美国家，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强力支持，由于这两个机构提供给发展中国家大量的资金支持，这些附加的经济政策也被移植到发展中国家大量推行。由于这在现实中被广泛接受，也成就了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但这一共识引发的后果至今具有很大的争议。

在发展中形成“依附”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以及带有“阴谋论”色彩的西方刻意造成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而始终无法赶上西方，是对华盛顿共识最大的挑战。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08年开始的这一轮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也对在华盛顿共识之下的增长模式造成了巨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表现依旧强劲，似乎提供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这一道路被高盛公司的顾问乔舒亚·雷默（Joshua Cooper Ramo）称之为“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雷默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北京共识》的报告，提到了“北京共识”中最重要的三个特点是“创新、民生、自主”。

雷默实际上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而是说中国的经验里充满了灵活应变的经验，更像是一种务实的处世方法而并非一套所谓的成熟理论。这个解释经常被没有研究过雷默报告的光听“北京共识”的人所忽略。不过从雷默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所谓的“北京共识”，因为这一混乱充满矛盾的说法尽管提出一些特征，但并没有统一固定的内容。例如针对创新，雷默实际上并不特别强调制度和管理上的创新。而对于中国发展并没有统一目标而陷入混乱的状况中，雷默提出由于中国不可能达成一个自上而下的衡量标准，因此也无法局限于GDP增长，需要追求其他的目的，用生活质量而不是用人均GDP来衡量发展，但雷默又并不区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不同，缺乏更多的细节去支持其论证。另外在国际秩序中，中国并不依附追随，而是坚持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强硬。

实际上，雷默的报告还论及其他方面，例如中国改革的渐进性，并拥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例如大量的美元储备。在这篇充满物理学比喻的报告里，却没有一个关于“北京共识”的精确定义。这种模糊性和概念中的张力与“和谐社会”有异曲同工之妙。通俗点来说，就是关于中国模式的说法没有统一的答案，这或许也是后续关于中国模式的各种看似热闹实际无交锋的争议的原因所在。让我们来仔细看看赞成和反对中国模式的两方到底在说什么，或许能够回答到底有没有“中国模式”这个问题。

2 一言道尽张维为，逻辑惊悚不足观

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一书中以令人惊悚的逻辑阐释了他眼里的中国模式，尽管在我看来这一话题完全超出了作者能力能驾驭的范畴。张维为当然也未能定义什么叫中国模式，但也在不同场合屡次提出了中国模式的八大特点：实践理性、强势政府、保持稳定、民生为大、渐进改革、顺序正确、市场经济以及对外开放。与多数不学无术的只有观点没有论证的说辞一样，八大特点中间相互影响乃至相互矛盾之处，均没有得到妥善论证和处理，乃至显得有点杂乱无章。在针对每一个特点进行阐释的时候，多下断语却没有谨慎的论证，以至于让人得出了错乱的印象。

例如在论及实践理性的时候，张维为就犯了“顾名思义”的错误，并没有考虑到这个“实践理性”在康德哲学传统中有特指，乃是实践主体的“意志”。而张举了个例子想说明中国模式是有实践理性的特征，说中国的改革都是先试点后推广，不仅实践主体已经不对，更不是针对“实践主体的意志”而言。当然这样的辨析实际上太抬举张维为了，我并不认为其具有“批判”思考的能力。张维为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还令人“震撼”表明：世界实践表明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多党制和一人一票实现现代化。这种论述的错误并不是仅在表面上与历史不符合，例如说美国实现了现代化，也有多党民主制；而是说在民主制度和现代化两者之间“因果关系”并不清楚，自然不能拿来当成靶子批。

这种震撼型的论述在张维为那里并不少见。在论及强势政府时，张提到中国的强势政府是能为本民族长远利益而制定政策的政府，撇开政府与民族之间的关系暂且不论，也可以客观上观察到中国赤贫人口的减少，但由此得出推论“连计划生育都推行不了，怎能削减贫困”就未免太过骇人听闻了，这中间惊险的逻辑大跃进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这延续到了张关于“良政”问题的论述，张认为中西之分不在效率而在是否良政，而是不是良政则在于是否为人民服务。那么为人民服务到底要怎么衡量呢？在一堆套话中你很难发现已经非常成熟的标准之一“问责”。大部分中国模式论的支持者都认为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和党对问责而言非常重要，但没有人解释中央政府的责任谁来监督和制衡的问题，只是归结于中央政府和党的“中性”性质，也就是没有私利。如果是中央政府和党没有私利，那么何以到了地方就会出现腐败呢？如果说地方尚有监督条件下都能出现陈良宇案这样的大型腐败案件，那么没有监督的地方又会有怎样的灰色呢？总之，张关于良政的论述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支撑，而落入了口号的俗套。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还远不是书中罗列的用来注水的大量媒体报道，而是关于“文明型国家”崛起的论述。让我先从稳定和渐进改革说起。大体上中国改革期间维持了比较稳定的社会，这个观察不错，尽管也有内部的社会运动，但至少没有大型的对外战争。根据张维为的看法，由于中国采用了“共产党加市场经济”的模式，比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更有作为，没有上所谓的休克疗法的当主要是由于邓小平利用了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的部分。但这些“现有体制”中可以利用部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得益于中国古老的文明传统。张维为在《中国震撼》中的精华部分也在此，根据张的说法“这个文明国家具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底蕴，不会照搬西方模式，会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并且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做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要使得张所谓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能够成立，就必须要证明中国的文明一直是延续的并且没有中断过，不仅唐宋元明清是一个逻辑，而且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再到毛泽东也还是一个逻辑，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一直到文革后也没有中断儒家学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处找到说法，简而言之外国思潮对我们没啥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影响也已经被我们创造性转化。换句话说就是有“中国特色”并且“与时俱进”同时又是“五千年文明的延续”，这样一个无法用言语概括的怪胎就是张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中国模式”。并不是把汉字排在一起，弄上250页，它就能叫一本书的。如果说阅读本书真的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一个人识得几千字后应能从阅读此书中获得智力上油然而生的优越感。

3 三纲四常十二支，模式实是潘维体

另一位中国模式的支持者潘维的论述，则要相对而言系统很多。在其主编的《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一书中，潘维系统阐释了他的“中国模式”论。有意思的是，潘维也认为中国模式的基础是中华文明的延续性，这既包括几千年代王朝史、也包括60年来的试错以及已经被消化为中华文明有机组成部分的外来文明。在这个意义上，潘维认为中国模式就是新版的中华体制。但这其实是一种“捣浆糊”的说法，由于时段跨度太长而用统一模式来概括，其结论未免会显得可笑而不自知。因为在这样长时段的时间序列里，自相矛盾和冲突的历史事件实在太多，农民革命与改朝换代显然不是试错，而什么是被中华文明吸收消化的外来文明同样有待细查，毛泽东时代与邓小平时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策略也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潘维的这一番论述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与张维为也没有太大区别。

但当潘维把目光聚焦在共和国60年的时候，其看法值得一说。潘维充满了乐观和自信，在字里行间毫不掩饰，并且雄壮提出中国模式挑战了西方经济学知识里的“市场与计划两分”，西方政治学知识里的“民主与专制两分”，以及西方社会学知识里的“国家和社会两分”。我认为先不必急于求成讲挑战了什么经典定理，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内部都充满张力，科斯未见得同意市场与计划的两分，如果计划是被限定在企业内部的管理的话；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也受到治理范围的限制，但一般而言的确无人反对民主制度是反专制的，或者说尽量避免专制之害；至于国家和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界吵得一塌糊涂，至少米格代尔（Migdal）之后，两分法早就过时了。所以这类中国模式挑战了经典理论的说法是存疑的，太过任意拔高了。

潘维将中国模式分解成三个子模式：国民经济模式、民本政治模式以及社稷社会模式。并且这三位一体的独特模式尚不是中国成功的全部原因，还要加上中国思想模式以及颇具特色的中国外交模式，但潘维并没有讨论什么是中国思想模式和中国特色的外交模式到底特色在何处。

不过在国民经济问题上，潘维至少提出了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即前后三十年是不是连续的，用后三十年打倒前三十年是不是有问题。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是后三十年拨乱反正的成就，还是人民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成就？潘维的观点很明确，成就是六十年的。我觉得有两个大幅下降是这种统一时段的模式没有办法解释的，第一个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第二个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且之所以有前后三十年的划分，主要是计划经济模式转型到市场经济模式，逐渐从控制命令型经济往发挥市场作用的方向走，区分前后三十年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因为毕竟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不过潘维并没有提及这一点，只是从前三十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超过6%推出这为后三十年的平均GDP增长率接近两位数奠定了基础，其主要的理由是工业政策的一致性。在我看来，这忽略了两个重要的事实，即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革以及产业结构的外向型调整，尤其是重工业的转向以及出口贸易行业的兴起，这很难说是一以贯之的工业政策。

潘维还任意改变了古典增长模型，以适应其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纲之下各有四个分支。在古典增长模型中主要考虑土地（生产资料）、资本和劳动力，潘维认为应该增加一个“企业”作为第四个要素，实际上企业在经济学的处理上往往是“土地、资本、劳动力”的函数，而企业家才能中最要紧的一条就是能将各种要素组合在一起。所以增加企业作为第四个要素并没有太大的说服力，并且也造成了变量之间的自相关性，却在后头没有得到解释和处理，因此只能说潘维的这个国民经济四个支柱的理论构建不是很成功。

潘维对四个支柱的进一步解释也让人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潘维认为中国的经济模式由四个支柱构成：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和民间的有限土地使用权；国有的金融和大型企业及事业机构；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以家庭和社区中小企业为基础的自由的商品-资本市场。后两者容易理解，但潘维认为前两者是其别出心裁而很多人视而不见的。比如潘维认为国家通过对土地及生产资料的控制和平均分配维持了中国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工业基建的低成本，但事实情况可能不是如此，土地财政的逻辑比较符合地方政府卖地求发展的特征，因此尽管可能维持了工业的低土地成本，但却造成了由于征地引发的一系列不稳定事件，从河北定州案、汕尾太石村到最近的乐清寨桥村和陆丰乌坎村事件，都表明国有土地体系并不是稳定的保障。

同样，潘维对国有金融体系和大型企事业单位能较好的支持国有企业、国防以及大量的民生事业，防止被西方操纵，并且获得了与西方巨头相竞争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观察同样也是错漏百出的，最大的问题是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即国有部门的多元化，如果不是民营化的话。以四大国有银行上市为例，这与潘维所说的相反，而是更多走向依靠市场而不是依靠国有。至于搬出史上的“盐铁官营”用来说明中国模式中国有成分的历史悠久，恐怕也是找错了方向，体制完全不同，不具有可比性。我不太理解的是，在谈及中国模式时狠命强调共和国六十年，而在述及具体经济时穿越到封建时代找证据，那种源远流长的文明根源论本质上或许是一种精神上的思乡病。

为了解释这种官民分工协作的国民经济模式，潘维对应提出了民本政治模式，主要特征是以民为本，选贤举能。并且民本政治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中国模式的中间层。这个民本政治也有四支组成：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强调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先进、无私、团结的执政集团；独特的政府分工制衡纠错机制。有意思的是在这里潘维的文明源头思乡病似乎加重了，不惜从《尚书》中寻找片言只语来支撑其“现代民本主义的民主理念”，并且认为在毛时代的“为人民服务”与封建时代的“以民为本”有延续性，这种“脚踢现代理念，拳打民主思想”的乱章法实在没有太强的说服力。

功过考评的官员遴选机制与选贤举能是不是一回事呢？也值得商榷。民主制度下的问责（accountability）同样也是通过功过考评来遴选官员，以美式民主为例，功过与否是地方选民说了算。尽管钱颖一、蔡洪斌和李宏彬等人的研究都指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权对中国选拔官员并防止腐败有重要作用，但这个选拔官员的逻辑必须上下一致。而对中央政府和党中央而言，即便能保证监督下级官员的腐败，对中央最高层而言又该如何监督制衡却缺乏必要论述。所以在潘维的逻辑中，最后必须保证中央层是不犯错误没有私利的，但这个只是一个假设而非事实。在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对党内高层斗争的论述也表明“先进、无私和团结”的执政集团这一说法也是站不住的。因此我们即便承认在财政分权之后各个地方政府之间有制衡，也承认中央可以在政策出错之后能够纠错，但潘维的模式中却缺乏对中央层的最终制度制衡，而提出并不成立的无私和团结的执政者是理论中的败笔了。

但潘维似乎并不介意这种显而易见的败笔，而是急于架构其三纲四常的中国模式体系，因此提出社稷社会模式。尽管潘维反复强调中国模式的表层是国民经济、核心层是社稷体制，居于两者之间的关键层是民本政治，社稷是民本政治的源泉，而且试图从中华文明中寻找源流。但潘维似乎没有意识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这一等级体系的论述与自己的设想并不一致，这种牵强的比附似乎也再一次说明了“文明源头思乡症”的根深蒂固，但其实对中国古代的文明的真正内涵却缺乏深入了解。按照潘维的说法，社稷体制也有四个支柱：分散流动的家庭而非个人构成社会的基本单元；与西式分层的市民会社不同，中国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平等的社区和工作单位构成社会网格；这种社会网格与条块行政网格天然重合，彼此嵌入，相互依存，形成弹性开放的立体网格；家庭伦理观渗透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逻辑。

尽管测算农民工总数的口径不一，从六千万到一亿六千万都有，但从金融危机导致六千万农民工无工可打不得不返乡的消息来看，这一规模不小。在这一流动的人群中，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实属少数，上有老下有小夫妻在外把工打，才是典型的农民工流动模式。如果从后三十年看，那么第二代农民工子弟往往还在学习阶段，这也是为什么打工子弟学校会成为城市的一个重要话题是一样的。因此潘维所言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实际上不太确切。尽管我们可以同意潘维的后两条宽泛的论述，即社会网格与行政网格重合，家庭伦理观向社会组织和行政管理渗透，但家庭是不是分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存在疑问的。当然不能否认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分析的便利之处，但这实际上却会忽略由于国企改革、民工流动以及企业家创新精神所带来的对个人能力的褒奖和赞扬以及由此凸显的对个人的强调，这一“个人”分析单位同样不应该被忽略。至于说到平等的社区和单位显然是睁眼说瞎话了。为了虚构一个所谓的宏大理论范式，而不惜对事实做出错误的幻化，乃至每当论及事实层面就频频出错，这也是潘维的中国模式遇到的致命伤。而试图从历史比较分析中获得理论的文明源流，在我看来也不过是得了文明源头思乡症，作不得真。

从上述论证中也很难得出潘维所谓的其模式已经挑战了“计划和市场两分”、“民主与专制两分”、以及“国家与社会两分”，且不说这些两分法在主流学界是不是站得住，在潘维的三个子模式每个下辖四支共十二支中，并没有直接辨析各支何以挑战了上述“两分法”，论证上也相当乏力。尽管潘维最后提出要有中国思想模式，也试图为共和国六十年作总结，但文明源头思乡症成了他的梦魇，使得他说出了“三纲五常表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责任本位，为人民服务表达了中国现代社会的责任本位”，幸亏不曾勾连其中的源流，不然也容易给读者造成惊悚的阅读体验。

继续阅读《中国模式的争议（下）》。

参考文献： *表示可不读，**表示可读，***表示不可不读。

陈志武，《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2010年，台湾八旗文化。【本书不能在豆瓣上传，但却是与政治模式最不相关的一本。豆瓣已经变得越来越傻了，今后我会更多使用Amazon的链接。】*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2011年，中信出版社。**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201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20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章已刊《启真·2》，2012年12月刊，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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