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中国模式的争议（上）》。

4中国模式铁三角，一头重来二头轻

丁学良在《辩论中国模式》一书中也从对“华盛顿共识”和所谓“北京共识”待讨论开始，试图超越这两个具体的政策层面，而在政治经济学层面构建一个“中国模式”，考察政府与经济、官僚界与工商界、国家政权与民间社会之间互动的关系。丁学良的划分实际上与潘维的划分区别不大，也是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子模式来划分，但其中的关系和侧重不同。丁认为中国模式的三个子系统是“核心的列宁主义，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系统，受政府支配的市场经济”。这种独特的三角模式也表明了中国模式无法被复制和输出。事实上，任何一种模式可能在复制和输出上都存在类似的问题，即该模式长成的环境是独一无二的，例如亨廷顿对美国民主模式的论证。

但从丁学良的“铁三角”中国模式来看，其实最为侧重的是列宁主义，因为社会控制和政府支配市场不过是列宁主义在社会和经济两个方面的表现罢了。丁学良这书比较出彩的地方在于用数据来评价中国模式的绩效。丁列举了衡量“中国模式”的物质性和非物质性两类指标，每类又含两种评价指标，共计四种：对相对弱势群体、相对弱势地区和相对弱势领域的持续不断的相对剥夺乃至于掠夺的程度；环境生态的破坏程度；体制性腐败程度；以及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尽管丁学良也提到如果从政权稳定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的头等功劳是保证了政治上无竞争的状态。但其后的论述中，丁着墨最多的却是经济方面的表现。这从丁对其中国模式得了慢性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来，丁认为中国模式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出口随着金融风暴下滑，长期堪忧；政府投资饥渴，会对财政构成巨大负担，最终变成纳税人的负担，尤其是最近地方债务危机加重了这种担忧；另外内需长期不振，尤其是农民工收入一直无法提高；维稳开支居高不下，主要是为了维持中国特色的社会控制体系，这将会在未来成为阻碍；最后环境问题上的巨大压力，尤其是碳排放方面的国际压力巨大。不得不说，这些的确是中国面临的困境，但却不一定是专属于中国模式的困境。尤其是出口下降、政府投资隐患、内需不振、环保压力等，几乎是全球同此凉热，并无多大不同。尤为重要的是，当丁学良将论述重心放在经济面的时候，实际上将中国模式的铁三角倾斜到了其中的一头，也更加注重政策层面的讨论，这与其开篇提出的“作为政治经济学概念的中国模式”似有不一致之处。

丁为中国模式的深层阻碍开出药方非常普适，那就是民主化改革。其从马来西亚的例子入手解释对付腐败要靠司法独立和媒体透明，也就是美式民主中常提的第三方监督和第四方监督。但显而易见对于中国的特殊利益集团而言，政大于法和控制媒体是常态，没有激励去进行改变。丁学良也认为不管是宪政民主的司法制度、选举制度、还是自由媒体制度都不足以促成改变，而较有可能的是国际压力，因此推动中国进一步开放，融入国际化是相对而言比较现实的选择，使得公共政策避免被特殊利益集团全面绑架，至少留一点余地和缝隙。但有意思的是，丁学良并没有全面坚持这一外部冲击的观点，而是回到中国改革派政治家那里寻找支持，例如“向老百姓还债”的道德政治观，但这种观点并没有实际的证据来支撑。在我看来，还不如强调老百姓自身的权利意识，如同欧博文和李连江等论述的农民以法抗争，这或能带动现有改革朝深度转化。或者继续如丁之前提到的，外部冲击造成制度变革。

丁学良强调模式转型的第一步是在价值理念上，第二步才是政策工具上的推陈出新。但这个价值理念却并不是很清晰，到底是期待来自向老百姓还债的政治家，还是老百姓自身权利意识的觉醒，抑或是外部冲击导致变革，还是几者共同起作用。丁学良并没有明确回答价值理念从何而来，向何处去的问题。但丁提到如果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是头一遭政府在非战争期间主导的走向市场经济的，并有广泛社会支持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按照这一说法，政府主导又在中间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这个与价值理念转换的关系又是什么呢？至少我没有看到答案。

5模式要从两面看，西方不是发展中

不管是潘维，还是张维为实际上都未能提供关于中国模式的令人信服的论证，但却隐含了一种挑战西方的倾向，用一个自身都说不清楚的东西去挑战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是非常不合适的。因此比较稳妥一些的做法是进行更细致的分析和甄别，例如至少应该说明对不同的对象而言，中国模式的含义可能是极为不同的。郑永年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中的这个努力因而是很重要的。

郑永年在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这一界定比“文明源头思乡症”下的各种说法要清楚有力得多。只是郑又缓和承认必须考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影响，认为这为后三十年奠定了改革基础。所以中国模式要涵盖六十年。这一说法与潘维有类似之处，同样类似的是不太成功的叙事逻辑，实际上前后三十年意识形态上终结文革，而经济政策上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其实并没有什么继承和延续性。但郑进一步指出要区分中国模式对西方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同含义，这是有意义的。对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有意识形态上的对抗，对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更多意味着经济发展方面的榜样，而这个榜样的意识形态又不同“西方”，或者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模式，再具体一点来说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

不过郑永年提到的最有价值部分当属对新加坡模式的分析以及与中国模式的对照。新加坡模式的最大特征是政治上集权但经济发展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如果说对亚洲四小龙之间的新儒家精神论述是个美丽的误会，其实新加坡的经济发展也遵循了普遍的经济模式的话，那么在政治上新加坡的确和发达国家有差别。郑永年认为由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虽然一党独大，但党执政后的高薪养廉实际上不仅仅是防止腐败，更重要的是与外界竞争优秀人才，因为只有薪资够高才能对人才有吸引力。这与中国共产党从内部培养人才的方式有非常大的不同，党内精英目前的培养模式有可能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而如果能与社会竞争优秀人才，这就会变相促成政党的转型。也就是说社会精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执政党组织的政务活动，这就朝“多元参与”的方向迈进了一步。这也是郑永年认为中国可以学习新加坡模式的地方。

事实上，还有一个区分也很重要，就是对外和对内的区分。大部分研究似乎比较注重国际视角下的“中国模式”，而对于中国内部的看法不太重视，这也容易造成片面论述。郑的另外一点重要提醒是多数论述中忽略的，即中国缓慢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不是“民主化”改革，但却是国家制度建设，在郑永年关于“政治改革和中国国家建设”一章中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郑认为民主化本身很难充当建设国家制度的力量，而要实现民主化却需要最基本的制度条件，那么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民主化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例如为了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而从制度上对产权的保护等，这种制度建设本身也是政治改革的一部分，而允许私人企业家入党更是政治改革的一种体现。郑永年没有给出问题的答案，但我认为他对民主化和国家制度建设之间关系的讨论和区分也是有益的。只是说应该将民主化看作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还是将民主化看成一个比例投票制稳定的状态，这是有争议的。如果民主化是一个过程，那么和国家制度建设过程之间又是什么关系，是不是一定要具备某些制度条件才能开始民主化进程，这也是郑没有回答的。

不过我同意郑永年关于政党转型的大部分看法，关于中国模式的核心研究就应该聚焦到中国共产党身上。从革命党到行政治国党要转变成政治治国党，面临多重困难，最重要的就是由于行政治国党条件下党政不分的问题，行政利益集团逐渐使得党成为了拥有自身利益而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就使得政党的合法性产生了危机。如此就需要党从行政方法转而使用政治方法，而将党政分开来。但郑永年认为党政完全分开的政治目标过于理想化，在实现的可能性上微乎其微，而“党通过参与政治而影响政治”则相对可行，主要是国家主席制度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制度。这里的问题在于，郑永年的设想完全可能在强化党的力量的同时，弱化行政和人大。这里的终极问题和潘维模式中的致命伤一样，如果不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到底用什么才能保证对党的最终制衡呢？郑永年没有答案，但提出了“民主化”本身在中国的可能路径，那就是党内民主。不太激进，也符合一贯渐进改革的氛围。这种现实的折中案依旧存在太多的疑惑。民主不仅是一种价值，而且是一种技艺，参与和问责是其两大特性。党内民主对参与和问责实际上都设了巨大的限制，即便能够实行，也未必能达致所设想的效果。当然相比于目前的体制，这种政党制度的转型依旧不失为一种改进。

从中国内部来看中国模式的问题，有一个越来越被主流学界认识到的问题，即在中国集权模式下不同的地方却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乡村民主及农民抗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或者地方和中央叫板等都是其体现。“选择性集权”似乎较为符合目前的现状。自从财政分权之后形成的财政联邦主义也是讨论较多的特征，但财政联邦主义的真实性这几年已经受到质疑，因为地方分割造成的成本和浪费可能代价极大，已经超过地方间竞争带来的正面效应。这种中央对地方的放权未能完全触及国家对企业和社会的放权，而郑永年认为下一步的放权应该是像向企业放权那样向社会组织比如说NGO放权，从而释放社会力量的效力。只能说愿望是丰满的，但现实是很骨感的。

6 中国逻辑西洋镜，制度外包是实情

谢德华（Edward Steinfeld）提出了一个国际战略中有意思的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崛起会不会威胁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地位。这问题背后其实要展开来说，中国崛起主要是指经济增长上的表现，而威胁西方却主要是说一个政治地位上的挑战，两个表述之间的落差被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掩盖了。所以要细分出来加以论述。

谢德华把中国真正改革的起点定在80年代末，尤其是在1990年代以后。他认为其后的改革开放，是一个“外包”（outsourcing）过程，外包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将非核心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企业，例如中国和印度的企业，从而达到降低运行成本提高运行绩效的目的。而中国的外包中最重要的是“制度外包”（institutional outsourcing），而整个制度外包必须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中来理解。

整个外包过程的第一步是在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进入中国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使得中国的企业开始专注于跟外贸相关的产业，从鞋帽服饰的加工贸易到科技软件的全球研发，中国的工业结构调整是随着国际贸易的变化而进行调整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通过受外贸影响而逐渐将结构调整外包给了外资企业。

工业结构如此调整就自然而然导向了外包的第二步，那就是一系列与此相关的关税、汇率、质检等规制问题的外包。简而言之，中国要出口产品到美国，那么就要遵循一系列由美国设定的规则，因为在外贸初期中国缺乏相关的专业人才，所以规则制定也是外包给了西方，中国所作无非是参与西方已经设定好的规则。而为了更快更好的适应这个规则下的游戏，尤其是WTO规制下的运作，中国不仅花大力气引进人才，而且也将不少党政干部送到国外进行培训，而人才在国外的学习经历，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规则。

在产业结构外包和贸易规制外包之后，第三步企业管理外包也就顺利成章了。谢德华提到企业管理外包的一个重要形式是海外上市，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上市。通过在纽约、伦敦和香港证交所上市，必须接受当地交易所的规制，尤其是信息披露机制对传统国企的黑箱化操作而言，更是需要国企做出一个大的变革，使得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等加入到这个过程中来，最终导致企业自身的管理制度实现外包，并且按照西方规则参与游戏。

这个制度外包过程也和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过程是一致的。但在政治学的含义上讨论现代化或者发展理论，其实最关键的还是要关心政治现代化的问题，而不单纯是经济增长。当然谢德华也注意到并不是所有的产业领域中，中国都不主张“自主”而一味照搬西方。例如中国提出了自主创新的口号，这导致在科技研发方面投资的情形要稍微复杂一些，但在实际上也没能脱离参与西方游戏规则的范围，因为跨国公司在研发领域也已经深入触及中国本土的人力资源。

但在能源领域，中国似乎展现了很强的国家控制力，这是否就与西方游戏规则格格不入了呢？谢德华认为也需要放在全球化背景中深入来看。以中海油并购优尼科案为例，中海油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美国的商业规则，尤其是来自美国监管机构的审查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即便在中国国家控制的能源领域，同样存在一定程度的“参与西方的游戏”。

参与西方规则下的游戏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谢德华认为这意味着全球化使中国接轨世界的同时处于西方规则下，因此不会对西方世界构成威胁。接轨西方玩一样的游戏，与是否构成对西方的威胁，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正如我在前头提到的，经济增长上的问题和政治地位上的问题需要分开论述，尽管经济增长与政治地位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谢德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进一步论证到由于将制度设计“外包”给企业，政府控制力减弱为改革提供了空间，因为国有企业及其他国有传统单位的改制，使得“单位”逐步消失而其中的人大量被企业雇佣，这使得政府的控制力度减弱了。同时由于这种政府控制力弱化的过程结合全球化背景，使得共产党员中也有大量的企业家和海归知识分子。这相较于传统中国，也开始接近西方民主制度国家。

这个结论导致谢德华提出中国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威权主义（self-obsolescing authoritarianism）”，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力，共产党开始接纳过去反对的制度、概念和人才。谢德华认为中国的道路也会像其他已经推倒独裁建立民主的亚洲国家一样，并以台湾地区民主实践的经验来阐释“独裁消失在人们意想不到的时刻”，表达了他对“历史终结”的乐观之情。

不过谢德华的论述中存在几处可以商榷的地方。首先是经济上是否仅存在拥抱全球化背景下的西方规则的问题。实际上尽管存在接轨西方企业管理制度以及政府监管制度，但不同的领域情况并不一致。除了能源领域之外，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并没有玩西方的游戏，反倒是相当有中国特色，在人民币国际化这个问题上，开放的步伐非常缓慢。双边结算而非全面自由化这一改革路径现在越来越明显，这显然并不玩西方游戏。

其次，谢德华关注较多与全球化接轨的层面，这样能看到的改革多少带有西方的特征，或者至少是中西融合的特征。但中国经济的成长并不完全是全球化的功劳，内部改革也占有重要的位置。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论在实践中与试点改革相契合，而这种试点改革的路径和规则与西方哪一家都不太像。这种有管理条件下的市场经济模式尽管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扭曲的竞争环境和形式各异的官商勾结与其说是西方的游戏，不如说更具有东方专制主义社会的色彩。

最后，谢德华关于经济增长的论述和政治地位的论述之间存在落差。如果经济增长遵循一套普适规则而与东西差异无关，那么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确保强者之间就不相互威胁，有可能在全球化中互利合作，也有可能展开互相威胁的“竞争”。政治地位以及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可能会随着全球化走向缓和的“求同存异”从而降低对抗性威胁，甚至也可能搁置在政治上的争议而在经济领域内趋向更多的合作，这些条件下中国的崛起也不会威胁西方，但却不是出于参与西方游戏规则这一理由。

7 中国模式不例外，金融救国是王道

陈志武在《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一书中同样意识到应该在全球化的视角下来看待中国模式的问题，但和“文明源头思乡症”一样，陈试图总结出一套横跨长时段的中国模式，而不是将模式限定在共和国六十年或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论述。所有关注“中国模式”的争辩是围绕这一时段进行的，并不清晰的“北京共识”也是针对这个时段而展开的，因此探讨中国古代的模式在中国模式这个话题上，是走了岔路了。

实际上60年也足以构成经济学意义上的长时段了，这一点上陈志武说的没错，中国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同步，并没有特别的模式，只不过遵循了几条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而且恰好改革开放与世界市场接轨，从而造成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的兴盛与世界同步，从工业化和金融化而言，中国历史上的发展表明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1978年之后的改革更是表明了这一进程。改革开放解放了人的手脚，给了老百姓经济活动的自由，这是一种普适模式，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中国经验可以挖掘。陈志武花了很长的篇幅以金融学来解释儒家文化和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历史，在我看来这与对中国模式的论证没有关系。因为陈所论述的中国模式实际上是指古代中国的模式。借鉴西方金融立国的模式可能是对的，但这个独特的金融学解释视角同样也忽略了很多东西。陈的背景限制了其对中国模式问题的讨论，而将所有变量解释为金融一支独重，我认为也是不恰当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陈书没什么价值，从人类进程尤其是全球化历史而言，将中国最近三十年的发展当成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根据历史经验对比也可以知道除了相对短暂的偏离外，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同步的。这样的话，就可以论证没有什么中国模式，而不过是普适模式的表现而已。而自由的人性成为了陈志武理论分析的基础，正因为自由的人性是普适的，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释放了这种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随之而来的经济增长与大政府主导的所谓“中国模式”是没有关系的。这一论证是成立的，但却说明了陈志武在“中国模式”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为这里被陈批评的中国模式是指大政府主导的模式，而在之前关于历史进程一部分的论述中，中国模式是指古代中国的王朝更替与儒家文化，这两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陈认为不存在大政府主导的模式，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潮流这一论述也过度简化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复杂性。因为这不仅只是搭上全球化“便车”，也的确有中国自己的贡献。其实不难理解全球贸易的扩展，必然是惠及了参与贸易的各方才得以实现。陈书尽管真正论及中国模式的部分很少，其核心的观点是一来中国发展是借了全球化的东风，二来最重要的是金融化促成了大发展。陈最后提出的问题倒是有点意思，就是在当前的国际格局中，中国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谢德华说中国是玩西方游戏，不会危及西方。而陈志武却提出中国应该韬光养晦，更多关注到贸易国的需求，做好贸易上的服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要达成目标，中国的未来还要依靠发展金融。

总体而言，这本文集的编撰者并没有梳理出陈志武关于中国模式的清晰论述逻辑，这导致本书几乎是《金融的逻辑》的重复版。事实上，除了书名与中国模式的讨论或有关联之外，并没有真正聚焦中国模式争议的核心议题。

8 没什么中国模式，有一点中国特色

放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模式一点不独特；从中国自身出发，理解中国特色比较重要。这大概可以粗略概况黄亚生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的意思。自2008年末起美国遭受罕见金融危机，经济苦苦挣扎，到2011年中，失业率依旧居高不下，而且贫富差距呈扩大趋势；另一方面是中国即使受危机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依旧惊人。加上中国拥有大量的美元储备。所以很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美国是不是不行了？未来是不是属于中国？黄通过对巴西模式的回顾，简洁明了论证了在军政府控制下，20世纪60-70年代巴西所走过的道路，经济高速增长的巴西也曾被一度认为是唯一能挑战美国的“巨人”。从1968年到1974年间，巴西的GDP年均增长达11.4%。但随后巴西经济崩溃，整个20世纪80年代陷入停滞，高通胀、金融危机、经济停滞、连带引起政治上的不稳定。而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导向的经济模式拔苗助长，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在民生上投入匮乏，使得底层负担加重；加上偏好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也进一步加重了失业状况，使得犯罪率急剧上升，整个社会也陷入不稳定状态。这一从“巴西奇迹”到“失落之路”的历史，可为中国借鉴。这一角度很少有人讨论，即历史上那些曾经被认为的奇迹模式最终落败的经验教训，大概好了伤疤忘了痛一直都是存在的。

在这本《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中，收录了黄教授在中文媒体发表的评论和访谈。除了对比巴西模式外，黄教授在此书中也多次提及印度的经验，并与中国对照。第二章两篇文章就是讲印度的经验。黄教授认为单单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外商投资来看印度落后于中国，这不仅低估了印度的实际发展，而且陷入了一个只看硬件不看“软件”的误区，而软件就是指“制度”。而且印度也恰是要在硬件不足、并且内部种姓制度导致的不平等格局的条件下取得发展，因此印度的“制度”才是需要考察的重点。印度的制度至少有两个方面比中国具有优势，一是印度的民主制度，当然民主与GDP增长之间的相关性，有不少研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结果，认为民主与增长关系不大。但不管是弗里德曼，还是阿玛蒂亚·森都将自由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而民主制度（主要是指宪政民主制度）是目前所知最不坏的保证自由的制度。如果按照森的看法“以自由来看待发展”，那么印度就具有显而易见的优势。二是与企业发展相关的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体制，这一点实际上与陈志武的着重点是一致的。中国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反观印度在这方面远胜中国。根据黄教授的调查，中国企业超过60%感到融资障碍很大，而印度只有25%左右的企业有类似感受。这种便利企业创新和个人创业的金融制度优势，也许会比中国注重基础设施建设的增长，更具有后劲和优势。

事实上，回头来看中国的增长，其实也并没有背离基本的经济原则。黄教授对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一点也不独特。中国的成败得失都可以从其他国家走过的路中看到相似的情形。土地改革和私营部门的发展是东亚各国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也不例外。至于政治上高度集权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原因，黄教授认为这一说法站不住脚。与通常的认识不同，黄教授认为如果我们深入去看中国改革走过的路，不难发现在政治上中国也采取了不少改革，例如80年代结束“干部终身制”和实行“农村基层直选”，这些政治改革尽管很小，但其对促进经济活力却有重要的贡献。而9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停滞之后，尽管经济仍旧增长，但增长的质量却有所降低，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和腐败加剧。也就是说，在黄教授看来，并不存在一种所谓的“中国模式”。中国的发展遵循一些普世的原则，当中国遵循这些原则时，就获得发展；当背离这些原则时，就出现问题。这让我想起哈佛大学的丹尼·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中表达过的类似观点。在罗德里克看来，经济学所具有的灵活性很大，那些最基本的经济学原则，包括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以及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原理发展而来的，这正是所谓“相同的经济学”。但在这些原则下，并非只存在一个可选的政策组合，各个国家根据自己不同的特色，选择不同的政策组合进行改革，对于改革者而言，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处方，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普世价值和基本原则其实是跨越国界的，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

当然黄教授也并没有抹杀中国特色的存在。这里要避免两个误区：一是陷入名词的争议，如果你说模式不行，我就换成特色代之。显然，反对中国模式的时候，这里尽管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但有一关键是认为存在“政治上集权能支持经济发展”这样一种模式。而黄教授则明确指出了这种模式并不存在。二是否认存在中国特色，从反对中国模式的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即完全不顾中国自己的传统和特点，所谓“全盘西化论”就是典型代表。实际上，正如罗德里克指出的，在同一经济学原则下政策选择的空间很大，而参照各国的特色进行政策诊断，最终选择合适的政策处方，这样做并没有创造一种新的模式，但同时也没有忽略自身的特色。

那么所谓“中国特色”又作何解释呢？对地域广阔的中国而言，是不是只有一条统一的经济增长道路，是存疑的。在上海模式存在的情况下，同时也存在情况截然不同的“浙江模式”。如果说上海模式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的典型，例如有众多大型的国有企业并对此进行补贴，同时吸收大量FDI，民企生存空间较为狭小；那么浙江就是私营经济唱主角的典范，尤其是温州活跃的地下金融体系支撑了大量新创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初期发展所需要的融资。因为私营企业较难取得银行贷款，并且也没有政府补贴。但浙江同样取得了令其他省市羡慕的增长。

对于中国未来的转型之路，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是激进还是相对保守的观点，都对目前的体制造成的不公平不满，因而对体制改革的呼声也非常高。政府干预至少造成了四重“不公平待遇”，一是国内外之间偏好外资而轻民间资本造成的不公平，二是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由于“国进民退”造成私营企业未能享受国民待遇，三是地方之间政府干预导致的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四是城乡之间（包括同一省市内部和跨省市）户籍制度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化。这些不公平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长远发展的障碍。以农民工为例，这个夹层在农村的境遇变差的情况下，本希望通过在城市打工改善境遇，甚至定居城市以享受城市福利。但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福利。事实上，根据黄教授的调查，农民工的收入没有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增长。也就是说，农民工并没有获得经济增长的好处。而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工受户籍限制，而无法融入城市获得相应的市民身份，进而取得市民身份所附着的福利。与此同时，如果农村能为农民工在本地发展提供足够的机会，那么创新也可以在农村启动，不一定非要到城市。但问题在于，为农民创业所能提供的农村金融体系极其落后，难以为农民的发展提供启动资金。直到最近小额贷款公司才开始在各种局限下慢慢起步，但与城市的就业和人口吸纳相比，农村的限制显然更多。一面不放开户籍，排斥农民工市民化，以及限制跨区域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农民要发展获得的支持很小，并且没有相应的制度改革进行配套，农村也非农民容身之处。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和聚焦基建的新农村建设，恐怕难以达成提高农民收入，进而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也难以舒缓扩大的城乡差别和贫富差距，对未来的发展造成极大隐患。这是中国未来的转型亟待解决的问题。

黄亚生教授在《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一书中反复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即中国未来的改革，如果方向对，那么具体的选择是多样的。也就是说，没有所谓的中国模式，发展的模式必然遵循一些普世的价值和原则，这个对所有国家都不例外。但是中国的确可以选择有特色的道路，前提是这些道路的选择不与基本的普世价值和原则相互冲突。而遵循这些普世价值和原则，从体制改革上确定改革的方向，当是中国转型的下一步。

参考文献： *表示可不读，**表示可读，***表示不可不读。

陈志武，《根本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2010年，台湾八旗文化。【本书不能在豆瓣上传，但却是与政治模式最不相关的一本。豆瓣已经变得越来越傻了，今后我会更多使用Amazon的链接。】*

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2011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2011年，中信出版社。**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2010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2011年，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2010年，浙江人民出版社。***

Edward Steinfeld: Playing Our Game：Why China's Rise Doesn't Threaten the West, 201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文章已刊《启真·2》，2012年12月刊，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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