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芳

我最近正在基于加图研究所的案例进一步研究“智库独立性”问题。除了组织独立性，政治独立性，资金独立性之外，研究独立性被认为是智库独立性的一个重要标准。组织独立性不难理解就是独立登记并获得501c（3）资质；政治独立性就是说保持与政府的独立关系，这一点上k街智库饱受指责的原因是在于“旋转门”效应的存在；而资金独立性，除了不接受政府资助外，资金来源上多样化，不被一家独大的资助人牵着鼻子走。

那么何谓研究独立性呢？大体上分成两个层次，在组织结构层面，整个智库呈现的研究不为某一个特定的政党服务；而在智库的研究人员个体层面，其研究不受干预。加图研究所是研究独立性的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因为其一方面试图影响共和党，另一方面又不接受政府资助，同时又卷入了与出资人柯克兄弟的官司，后者试图以资金角度来控制加图。并且众所周知，加图研究所的研究带有强烈的“自由至上主义”视角，被认为在研究上有很强的“倾向性”。

在前面的一系列专栏文章里，我大体分析了组织、政治和资金层面的独立性问题。对于加图而言，值得指出的是其一贯的“自由至上主义”倾向表明其研究是“有偏的”，但不能我们还凭借研究的这种“有偏性”来否定其“独立性”。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好比说哈佛教授诺齐克的研究是一贯有偏的，对同事罗尔斯的批评展现了其强烈的自由主义倾向，但我们不能说诺齐克教授的研究是不独立的。

这个原则通常可以应用到加图的诸多研究中去，例如为加图研究所的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大卫·鲍兹（David Boaz），其对自由至上主义的介绍和推广影响极大。他目前是加图研究所的执行副主席，主编了《加图决策者手册》，提出了一系列基于自由至上主义的公共政策主张。强烈的有偏性，并不否定其研究的独立性。而加盟加图研究所的新的研究人员，也是受到这种理念的吸引，这同样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受到了“干预”，不管所谓的干预是来自组织的领导者、或者是政府和出资人。

事实上，对于研究独立性，我们应该要跳出来看。就单个智库而言，其研究一般来说很难避免“有偏性”，但整体上这种有偏的倾向是可以通过一个较为充分竞争的“思想市场”来纠正的。也就是说，k街智库如此之多，极端偏向性的研究会因为竞争者众，而被杀下马来，不会一直占据思想市场的绝对份额。换句话说，没有一家智库可以长久统治k街。

在《加图决策者手册》中，其实已经提到了智库最重要的工作在于影响政策制定者，而影响立法者那就是更加根本的任务了。如果立法者引用智库的研究成果，可以被视为智库发挥了影响力。那么考察立法者对智库研究成果的引用情况，就成立一个重要的议题。与此同时，如果一个智库的研究成果仅被国会中的某一个党派所引用，那么这个智库的“独立性”反而是存在疑问的，尽管其研究可能是“无偏的”。

利用阳光基金会的“国会用词”项目，我发现了有意思的现象。在综合比较了加图研究所与美国进步中心（American Center for Progress）、传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以及兰德公司之后，我认为加图研究所的独立性要比想象得好一些。加图研究所被共和党引用的比例是48%，反而被民主党引用的比例是49%，其余是其他党派或独立人士的引用。而美国进步中心的引用中，81%是由民主党议员做出的，这也充分反映了其作为奥巴马政府首席智库的地位。与此相对，共和党的老牌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引用中，共和党贡献了其中的75%。被认为相对较为独立的布鲁金斯学会，民主党议员的引用占54%，而共和党议员的引用占45%，还是体现了一定的倾向性。至于兰德公司，民主党议员的引用占了67%，多少有点出人意料。

这中间当然会有引用总数，以及引用是为了反驳等因素的影响，不过这个引用率是覆盖所有州和国会成员，并且对所有智库都适用，多少可以作为一个参考。从这个比较中可以看出，加图研究所反而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之间平衡较好的。但正如我前头指出的，一个智库自身的研究独立性固然重要，但整体的研究“独立性”局面要靠众多智库在思想市场上的竞争来达成。好比说有美国进步中心支持民主党，同样会有传统基金会为共和党提供思想武器，这样的竞争比维系单个智库研究的无偏性和独立性要重要得多。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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