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革官办NGO

李华芳

由郭美美事件引发的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持续发酵，网络上随处可见对红十字会表达鄙夷和愤怒的声音，而这一切的关键问题在于贾西津教授所说的：红十字会到底有没有将社会资源用于公益事业？而红十字会的“官办NGO”身份，却使得这个问题的答案隐在暗处，没有清晰的答案加重了公众的疑虑。

但要改革红十字会等一类官办NGO，却也并非易事。这主要是两个方面的限制，一来官办NGO已经形成一个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会为了维持自身的利益而不愿意进行深入的改革。二来政府担心NGO自治会影响其对社会的管制，也不情愿放开对NGO的垄断。

具体针对红十字会而言，其特殊之处尚在于红十字会成立早于建国，属于历史遗留问题。另外《红十字会法》规定了人民政府的拨款与监督，以及在事实上使得红十字会成为一个行政级别较高的事业单位。是以红十字会身上的利益纠葛盘根错节，改革也就更加困难。

但事实上，改革红十字会也并非全无可能。而这种改革契机来自各方的博弈，其中有一个关键是来自政府决策部门对NGO领域的认识转变。自治组织和自愿团体，首先是得到《宪法》确认，其法律的权威性要高于《红十字会法》。而且《红十字会法》并非属于不可改变。加上实际上该法是1993年通过，已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所以可以此为修改法律之契机，将红十字会重新确认为民间志愿组织，减少其“官味”。

在减少官味、脱离政府系统的同时，依旧可以按NGO身份获得政府的职能外包合同，承担其公益职能。甚至在短期内，依旧可以享受来自政府的拨款，但可以逐年减少拨款额度，以便使得红十字会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性的NGO。这或可以在为政府减轻财政负担的同时，并不相应减少其承担的公益职能，继续为社会提供相应的服务。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政府放开对红十字会的管制，让官办红十字会回归民间NGO身份，并不会影响社会稳定。政府对社会的管理也完全可以通过支持发展自治NGO来获得改善，除了放开“双重管理”有助于减少政府人员开支之外，逐步减少财政支持也有助于减轻财政负担。与此同时，改革官办身份也有助于消除腐败，使得透明度提高，问责性增强。对于社会稳定而言，这反而是有利的。

更进一步，政府担心稳定问题，主要是担心相应的社会福利供给不足，引致民变动荡。因此政府垄断了这一职能以获得相应的稳定。但自治NGO的发展不仅能减轻政府负担，还能激励民间以更加有效的方式提供同等的相应社会福利。是以同样维持社会的稳定，自治NGO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更有效率的选择。因此需要破除“一放就乱”的误解，改革官办NGO，回归民间之路。

以《怎样改革红十字会们》为题刊于《财经》杂志2011年第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