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街观察18再谈思想库的独立性

李华芳

在《思想库如何保持独立》中，我提出了一个思想库独立性的问题。但除了资金来源之外，还需要从其他的视角来全面审视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

该思想库是否登记为独立组织，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考量。这一点对K街思想库而言不是问题，因为在美国登记成为独立的非营利性的思想库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情。一般而言，思想库都会登记注册成独立的NGO组织，以便享受国内收入代码501c（3）下的免税待遇。这与中国的双重管理体制不同。在中国现行体制下，独立思想库通常叫做民办社科研究机构，是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一种。对其的管理除了需要在民政部门登记之外，还需要有业务主管单位负责业务方便的指导，这被称为“找婆家”。同时即便注册成为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执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会计制度，一样不能在税收方面享受优待。这也导致不少思想库直接以企业面目出现。

不过事情也并非如此简单。即便在形式上登记为独立NGO组织，由于各种原因，美国思想库可能也会在独立性上受到限制，尤其是受到历史原因的限制。例如众所周知，兰德公司（RAND）是脱胎于美国空军研究部，原来旨在研究军事技术为空军服务。随着时间的发展，兰德开始逐渐壮大，但即便时至今日，美国空军依旧是兰德最大的支持方。这就招致人对兰德真正独立性的怀疑，从资金支持到政策研究意图，都遭受怀疑。例如在阿贝拉（Alex Abella）的《理性战士：兰德公司与美利坚帝国的崛起》（Soldiers of Reason：the RAND Corpor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Empire）中，就认为兰德通过理性研究为美国军事利益服务，并非如兰德声称的“客观分析”，而是带有目的。

不过话说回来，即便是带有目的的研究，也有可能出现非意图的后果。对兰德公司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兰德所采用的理性研究模式上，例如系统论、博弈论等。早期兰德的研究人员试图通过将人类行为数量化求解，以求在战争中制胜。但对二战以及冷战的反思性研究，使得兰德开始意识到之前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对人类心理学的忽视，兰德其后的研究采用了更加跨学科的视角。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本尼迪克特对日本民族性的研究报告《菊与刀》，解释了武士道与日本人行为之间的关联。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本文化人类学的名著背后是兰德公司的研究项目。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研究人员的工作往往也会超乎兰德公司的控制。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罗以其不可能性定理著称，其理论大致可以表述为集体理性决议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这一理论的数学表达是全然独立的研究。阿罗的这项工作是在兰德做出的，但阿罗在兰德的多数工作还是高度机密，目前公开的档案仅显示阿罗当时参与一个研究苏联效用函数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对抗苏联。阿罗在研究苏联效用函数的过程中发现集体效用概念背后的假设可能是站不住的，这促使他后来对集体理性进行研究，提出了阿罗不可能性定理。意在为遏制苏联的兰德研究项目却出现了对福利经济学影响深远的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当然不是兰德的本意。

这也就是说，从组织是否独立到具体的研究是否独立之间，有比较复杂的关系，并不能简单按照组织独立性与否来判断一项具体研究是否具有独立性。实际上，兰德的例子表明，即便在组织上获得了独立登记，从为空军提供服务的公司中脱离出来成为独立NGO，也不能避免继续受到军方的影响，甚至接受来自军方的研究合同。但此类合同同样也不能框定所谓的研究独立性，因为具体的研究人员会有自己的想法，这就可能导致研究出现非意图的成果，如同阿罗的例子所表明的那样。是以，对待思想库的独立性问题，还有待更为细致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