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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复见城市,郡邑千万家

@李华芳

行复见城市
1930年代的上海外滩|自由女神像。


1 继续入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了51%,这一数字至少从表面上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达到这个城镇化率,改革开放居功至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而改革开放至今城镇化率就突破了51%。考虑到期间还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数目的增加,这一城镇化率增长背后的确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因为“城市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现象。

有不同意见认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主要靠政府干预。从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土地已经在那里了,这方面的确受到政策和城市规划的重大影响。而资本方面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各地招商引资带来的投资,包括以土地换投资等,总之在资本方面“不差钱”。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模式,所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典型。尤其是中国城市的硬件建设更体现了这一点,交通设施和摩天大楼尤其令人瞩目。

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的发展,例如在重庆直辖或者开发浦东这样的问题上,政府干预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拉长时段和放宽范围来看,单靠政府行为是难以达成城市化的目标的。因为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尽管有了土地和资本,但要吸引人来,就不是政府所长了。相反,地方政府在引进吸纳人口方面的态度向来不友善,相对于庞大的城市劳动力需求而言,政府在这方面不仅作为很少,反而借由户籍制度设置了不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城市发展当然带动了就业,但劳动力就业和变成城里人在中国是两回事。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劳动力流动也是有限制的。

但仔细观察劳动力流动,却能发现有意思的结果。尽管对农民工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超过1亿已经是一个略显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横加限制,劳动力依旧朝城市流动,想要进城。这一事实表明,其实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扩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因为政府几乎是干了相反的事情。当然各个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人才引进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针对的是高端的人才,与规模巨大的农民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受限制但依旧入城去,这表明城市为劳动力提供了更高的边际收益,成为劳动力这一重要要素流动的风向标。而受限条件下的流动,更表明了即使在政府干预条件下,市场依旧可以扩展,只是这个进程可能会慢一点。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增长快,但也才达到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的原因所在。因为对于城市而言,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城,还是西方现在的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大小的重要指标,而怎样在有限的地域内容纳更多的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政府干预显然不是答案,依靠市场或有出路可循。


2返乡知艰辛

户籍制度限制带来了一些诡异的问题,农村户籍的学生如果考入大学,在之前会根据农转非政策,而将户籍转为非农户籍,这意思就是学生其实从户籍上变成了城里人。得益于1998年以来的大学扩招,使得原本应该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代人进入了大学,也推迟了就业时间。但这个就业问题始终存在,经济并没有向预想的那样在几年之后迅速发展,为毕业后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简而言之,城里的工作不好找。这既有扩招规模大于就业增长规模的问题,所谓数量型偏差;也有毕业生所学技能与招工单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所谓结构型偏差。这两种偏差造成了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这个城市户籍对学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大学生为什么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经常听到有些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这种用工不匹配的结构型偏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较为普遍的解释是大学扩招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因此大学生在大学学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并不是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学要教会学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独立学习的能力。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初次就业往往和所学专业并不全然相关,也就是说第一份工作与专业八杆子打不着。但大学生通常能比没有经过大学教育的人能更好适应工作,这就是大学教育带来的好处了。尤其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上,英语和网络使用的技能越发重要,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优势明显。

当然,因为扩招导致的数量型偏差,必然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的工作竞争中落败,比如说他们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比如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略逊与同类竞争者,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占优势,从而被挤出而不得不返回三线城市或乡镇寻找就业机会。

但返乡的时候犯了难。事实上,这一类大学生在返乡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和城里差不多,也是数量型偏差和结构型偏差并存。这些大学生试图寻找的工作在三线城市和乡镇不一定能提供,因为这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但由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落败,返乡意味着寻找的是新的工作。但这些新的工作往往已经有其他的乡镇劳动力来供给,并且这个市场上其实并不缺乏农村劳动力,这也才会有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转移。除了少数年轻的毕业生能找到工作外,大部分这一类的毕业生由于城里竞争不过,乡里并不需要,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之前提到的户籍制度又再次成为问题,不仅向城市流动有限制,而且返乡之旅也艰辛。因为非农户籍迁出之后,要返回农村变成农村户籍同样困难。比如说在浙江省就出现了大学生想将户口迁回农村而不得的情况。得益于城市化的扩展,浙江省的几个地方例如宁波和金华地区的农村土地升值,这样农村户籍的价值也就水涨船高,所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就希望将户籍迁回原籍,以参与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但却被原户籍地拒绝。这甚至造成了很大的冲突,201112月,浙江省余姚市和永康市分别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户籍迁回原籍。但这被市政府认为是寻衅滋事,有6名学生被抓。可以预见,如果户籍制度不放开,因为户籍附着的利益冲突不会消失。


3制度难容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返乡、乃至广义的返回三线以下城市和镇级市过程中,尚有地方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地方看不见但切实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这种制度结构长期以来都非常稳定,封建时代的“王权不下乡”使得地方维持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有三种方式来深入民间:1官仓,用于赈灾防止民变;2保甲,十户一保,反馈消息,是最早的监控体系,只是实际效果比较差,士绅和大家族领导人更能有效解决内部纠纷,所以除非杀人命案这种社会影响较大的会交由官府,一般都是地方自己处理;3训谕,政治宣传,但这一制度基本失效,实际上因为基层宣传走样,基本上没有人当回事。这样民间的宗教和宗族就对地方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造就了非正式制度的长久生命力。

虽然历经共产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口流动性增大而对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强度起到了削弱作用,但这一制度依旧在乡村、三线以下城市和镇级市这些人口流动相对较小的地方起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引起争议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就细描了中县干部与中县大家族之间的结构关系,表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已经渗入了正式干部制度,使得干部制度家族化了。这可能并非个别现象,由于流动性较小,因此此类地区有的工作机会,只要好一点的工作可能已经被关系户占据,因此也挤出了夹心层毕业生。

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夹心层大学生通常是家族在当地无权无势,难以利用这一非正式制度获益,因此倾向于将子女送出去读书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入城定居将会提升家族在邻里中的名声。但也恰是这一部分如果无法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胜出,他们的返乡之旅将倍加艰辛,因为当地并没有可以支撑的人际关系网,其也很难动用长期维持的非正式制度来获益。

但这一部分其实是少数,更大的问题在于制度性的限制流动,也就是说实际上尽管大学扩招了,但其实农村学生的比例却在减少,并且这一趋势非常明显。背后的意思是农村学子要变成大学生更加困难了,不同的测算表明目前仅有不到20%的大学生是来自农村,而超过80%的大学生来自城市。这意味着除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之外,教育上也限制了农村学生朝城市流动,或者说这种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对这一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而言随着教育的发展,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教育不公平背后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本身也随着市场在流动,因此大城市由于市场的扩展而不断吸纳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包括硬件、老师和学生等。实际上不仅如此,医疗和养老资源也是向大城市集聚,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的户口值钱,主要是其附着的城市福利值钱。加上在中国的政府干预,使得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更加严重。


4行复见城市

但简单指责这种教育、医疗和养老的不公平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寻求进一步的国家干预则容易忽视城市是市场的结果。在我看来,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农村大学生的出路是明显的,就是进一步入城。已经在流动受限制的情况下做出了向大城市进军的选择,没有道路选择后退之路。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最近的新书《城市的凯旋》(Triumph of the City)中就解释了城市会继续扩展的理由,反过来也成为人口继续进入城市的理由。与通常的假设不同,格莱泽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更多,而且城市使得人均环境成本降低,并且使人的平均寿命更长。从这些角度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得到发挥,那么能吸纳的人口会更加多。

文贯中教授在之前的研究中对比过新浦东和老浦西模式,在租界时期的浦西其设施显然不然现在的新浦东,但有意思的是其容纳的人口却高于现在的浦东。显然这并不简单是因为设施的关系,而是因为制度的弹性使得浦西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这也带给城市发展一个新的启示,也就是说能否改进制度,以便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大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集聚租房的现象,这种降低生活成本的努力应该被容忍,也就是说群租房现象只要不涉及违法的行为,应该被进一步容忍。而且郊区聚集的现象,例如之前北京的“浙江村”之类,都应该被继续容忍。

与此同时,对于大学生而言,更应该选择进城,这倒不是对农村非正式制度的畏惧,而是说在城市才有广阔天地。理由是大学扩招尽管可能降低了教育的水平,但却扩大了受教育的人群,而教育具有极强的正面外部性,也就是说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例如说创新以及由创新带动的就业等。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已经被讨论很多,但大学扩招同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例如毕业生普遍的学习能力增强,除了之前已经提到的有关英语和网络的知识技能外,还有广泛的同学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相比于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网而言,蕴含的正面好处可能要大的多。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一下子造就城市,造成没人的空城倒有可能。但这不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取决于人的城市化,也就是城市能容纳更多的人。但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变迁相比于人的流动而言,又是非常缓慢的。户籍制度的障碍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尽管改变这一制度,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这值得进一步呼吁,例如户籍与福利脱钩,变成双向流动,也就是说有人进城也要有混不下去的人出城,而不是只是单向流动等。而排除个别案例,从整体上看,未来的趋势不是上山下乡,而是继续入城。因为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以及新的可能。


刊于《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3月号。

行复见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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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华芳

李华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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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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