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复见城市，郡邑千万家

@李华芳

1930年代的上海外滩|自由女神像。

1 继续入城市

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突破了51%，这一数字至少从表面上显示中国的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达到这个城镇化率，改革开放居功至伟，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而改革开放至今城镇化率就突破了51%。考虑到期间还伴随着人口增长和城镇数目的增加，这一城镇化率增长背后的确体现了市场经济的好处。因为“城市的兴起”归根到底是一种市场现象。

有不同意见认为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主要靠政府干预。从古典的经济增长模型来看，土地已经在那里了，这方面的确受到政策和城市规划的重大影响。而资本方面有政府的大规模投资以及各地招商引资带来的投资，包括以土地换投资等，总之在资本方面“不差钱”。由于政府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是典型的模式，所以这也被认为是中国大城市发展的典型。尤其是中国城市的硬件建设更体现了这一点，交通设施和摩天大楼尤其令人瞩目。

我们不能否认大城市的发展，例如在重庆直辖或者开发浦东这样的问题上，政府干预了城市化的进程，但拉长时段和放宽范围来看，单靠政府行为是难以达成城市化的目标的。因为城市化进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人”。尽管有了土地和资本，但要吸引人来，就不是政府所长了。相反，地方政府在引进吸纳人口方面的态度向来不友善，相对于庞大的城市劳动力需求而言，政府在这方面不仅作为很少，反而借由户籍制度设置了不少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城市发展当然带动了就业，但劳动力就业和变成城里人在中国是两回事。事实上，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市场，劳动力流动也是有限制的。

但仔细观察劳动力流动，却能发现有意思的结果。尽管对农民工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但超过1亿已经是一个略显保守的估计。也就是说，尽管政府在户籍制度上横加限制，劳动力依旧朝城市流动，想要进城。这一事实表明，其实不是政府干预，而是市场扩展带动了人口的流动。因为政府几乎是干了相反的事情。当然各个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不少人才引进的政策和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针对的是高端的人才，与规模巨大的农民工并没有多大的关系。

受限制但依旧入城去，这表明城市为劳动力提供了更高的边际收益，成为劳动力这一重要要素流动的风向标。而受限条件下的流动，更表明了即使在政府干预条件下，市场依旧可以扩展，只是这个进程可能会慢一点。这也是中国城镇化率虽然增长快，但也才达到美国1920年代的水平的原因所在。因为对于城市而言，不管是中国古代的城，还是西方现在的城市，人口数量是城市大小的重要指标，而怎样在有限的地域内容纳更多的人口，则是城市发展的核心问题。而这个问题政府干预显然不是答案，依靠市场或有出路可循。

2返乡知艰辛

户籍制度限制带来了一些诡异的问题，农村户籍的学生如果考入大学，在之前会根据农转非政策，而将户籍转为非农户籍，这意思就是学生其实从户籍上变成了城里人。得益于1998年以来的大学扩招，使得原本应该进入就业市场的一代人进入了大学，也推迟了就业时间。但这个就业问题始终存在，经济并没有向预想的那样在几年之后迅速发展，为毕业后的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简而言之，城里的工作不好找。这既有扩招规模大于就业增长规模的问题，所谓数量型偏差；也有毕业生所学技能与招工单位要求不匹配的问题，所谓结构型偏差。这两种偏差造成了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现象日益严重。而且学生毕业后如果找不到工作，这个城市户籍对学生并没有多大的帮助。

大学生为什么在城里找不到工作，而另一方面我们却经常听到有些企业找不到合适的人，这种用工不匹配的结构型偏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较为普遍的解释是大学扩招降低了教育的质量，因此大学生在大学学了一堆无用的东西，并不是劳动力市场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但这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大学要教会学生的最关键的一点是独立学习的能力。实际上，大部分毕业生初次就业往往和所学专业并不全然相关，也就是说第一份工作与专业八杆子打不着。但大学生通常能比没有经过大学教育的人能更好适应工作，这就是大学教育带来的好处了。尤其在当下的劳动力市场上，英语和网络使用的技能越发重要，大学生在这两个方面优势明显。

当然，因为扩招导致的数量型偏差，必然会导致部分大学生在同一水平的工作竞争中落败，比如说他们的学校不是名牌大学，比如说所学的知识和技能略逊与同类竞争者，因此在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不占优势，从而被挤出而不得不返回三线城市或乡镇寻找就业机会。

但返乡的时候犯了难。事实上，这一类大学生在返乡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和城里差不多，也是数量型偏差和结构型偏差并存。这些大学生试图寻找的工作在三线城市和乡镇不一定能提供，因为这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但由于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落败，返乡意味着寻找的是新的工作。但这些新的工作往往已经有其他的乡镇劳动力来供给，并且这个市场上其实并不缺乏农村劳动力，这也才会有剩余劳动力往城市转移。除了少数年轻的毕业生能找到工作外，大部分这一类的毕业生由于城里竞争不过，乡里并不需要，高不成低不就变成了夹心层。

之前提到的户籍制度又再次成为问题，不仅向城市流动有限制，而且返乡之旅也艰辛。因为非农户籍迁出之后，要返回农村变成农村户籍同样困难。比如说在浙江省就出现了大学生想将户口迁回农村而不得的情况。得益于城市化的扩展，浙江省的几个地方例如宁波和金华地区的农村土地升值，这样农村户籍的价值也就水涨船高，所以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就希望将户籍迁回原籍，以参与土地升值收益的分配，但却被原户籍地拒绝。这甚至造成了很大的冲突，2011年12月，浙江省余姚市和永康市分别有上百名大学毕业生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将户籍迁回原籍。但这被市政府认为是寻衅滋事，有6名学生被抓。可以预见，如果户籍制度不放开，因为户籍附着的利益冲突不会消失。

3制度难容处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返乡、乃至广义的返回三线以下城市和镇级市过程中，尚有地方非正式制度的限制。简单来说就是地方的人际关系网络构成了地方看不见但切实存在的“非正式制度”。这种制度结构长期以来都非常稳定，封建时代的“王权不下乡”使得地方维持了相当程度的自治。国家有三种方式来深入民间：1官仓，用于赈灾防止民变；2保甲，十户一保，反馈消息，是最早的监控体系，只是实际效果比较差，士绅和大家族领导人更能有效解决内部纠纷，所以除非杀人命案这种社会影响较大的会交由官府，一般都是地方自己处理；3训谕，政治宣传，但这一制度基本失效，实际上因为基层宣传走样，基本上没有人当回事。这样民间的宗教和宗族就对地方自治产生了重要影响，也造就了非正式制度的长久生命力。

虽然历经共产党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人口流动性增大而对这种非正式制度的强度起到了削弱作用，但这一制度依旧在乡村、三线以下城市和镇级市这些人口流动相对较小的地方起作用。前一段时间有一部引起争议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就细描了中县干部与中县大家族之间的结构关系，表明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已经渗入了正式干部制度，使得干部制度家族化了。这可能并非个别现象，由于流动性较小，因此此类地区有的工作机会，只要好一点的工作可能已经被关系户占据，因此也挤出了夹心层毕业生。

这个容易理解，因为夹心层大学生通常是家族在当地无权无势，难以利用这一非正式制度获益，因此倾向于将子女送出去读书以获得改变命运的机会，尤其是入城定居将会提升家族在邻里中的名声。但也恰是这一部分如果无法在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中胜出，他们的返乡之旅将倍加艰辛，因为当地并没有可以支撑的人际关系网，其也很难动用长期维持的非正式制度来获益。

但这一部分其实是少数，更大的问题在于制度性的限制流动，也就是说实际上尽管大学扩招了，但其实农村学生的比例却在减少，并且这一趋势非常明显。背后的意思是农村学子要变成大学生更加困难了，不同的测算表明目前仅有不到20%的大学生是来自农村，而超过80%的大学生来自城市。这意味着除了户籍制度的限制之外，教育上也限制了农村学生朝城市流动，或者说这种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少 。

对这一原因有不同的解释，但大致而言随着教育的发展，这几乎是所有国家的普遍现象。教育不公平背后的原因还是教育资源本身也随着市场在流动，因此大城市由于市场的扩展而不断吸纳更加优秀的教育资源，包括硬件、老师和学生等。实际上不仅如此，医疗和养老资源也是向大城市集聚，这也是为什么大城市的户口值钱，主要是其附着的城市福利值钱。加上在中国的政府干预，使得教育资源在城乡之间分配的公平性问题更加严重。

4行复见城市

但简单指责这种教育、医疗和养老的不公平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寻求进一步的国家干预则容易忽视城市是市场的结果。在我看来，不论是农民工还是农村大学生的出路是明显的，就是进一步入城。已经在流动受限制的情况下做出了向大城市进军的选择，没有道路选择后退之路。

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格莱泽（Edward Glaeser）在最近的新书《城市的凯旋》（Triumph of the City）中就解释了城市会继续扩展的理由，反过来也成为人口继续进入城市的理由。与通常的假设不同，格莱泽的研究表明城市的人均收入更高，平均受教育年限也更多，而且城市使得人均环境成本降低，并且使人的平均寿命更长。从这些角度来说，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如果得到发挥，那么能吸纳的人口会更加多。

文贯中教授在之前的研究中对比过新浦东和老浦西模式，在租界时期的浦西其设施显然不然现在的新浦东，但有意思的是其容纳的人口却高于现在的浦东。显然这并不简单是因为设施的关系，而是因为制度的弹性使得浦西可以吸纳更多的人口。这也带给城市发展一个新的启示，也就是说能否改进制度，以便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

我们已经观察到在大城市，没有户籍的农民工集聚租房的现象，这种降低生活成本的努力应该被容忍，也就是说群租房现象只要不涉及违法的行为，应该被进一步容忍。而且郊区聚集的现象，例如之前北京的“浙江村”之类，都应该被继续容忍。

与此同时，对于大学生而言，更应该选择进城，这倒不是对农村非正式制度的畏惧，而是说在城市才有广阔天地。理由是大学扩招尽管可能降低了教育的水平，但却扩大了受教育的人群，而教育具有极强的正面外部性，也就是说会带来额外的好处，例如说创新以及由创新带动的就业等。大学扩招的负面效应已经被讨论很多，但大学扩招同样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其他结果，例如毕业生普遍的学习能力增强，除了之前已经提到的有关英语和网络的知识技能外，还有广泛的同学关系网络，这一网络相比于传统的农村人际关系网而言，蕴含的正面好处可能要大的多。

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因为政府的干预而一下子造就城市，造成没人的空城倒有可能。但这不是城市化，城市化的关键取决于人的城市化，也就是城市能容纳更多的人。但与城市化相关的制度变迁相比于人的流动而言，又是非常缓慢的。户籍制度的障碍恐怕在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尽管改变这一制度，会带来巨大的好处。这值得进一步呼吁，例如户籍与福利脱钩，变成双向流动，也就是说有人进城也要有混不下去的人出城，而不是只是单向流动等。而排除个别案例，从整体上看，未来的趋势不是上山下乡，而是继续入城。因为对于年轻的毕业生而言，城市意味着更多的选择，以及新的可能。

刊于《全球商业经典》2012年3月号。

觉得文章有用？认为作者靠谱？立即1元，支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