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全称弗里德曼推进自由奖，是由加图研究所（CATO Institute）颁发的双年奖。关于弗里德曼，大名如雷贯耳了，其实他对中国有非常真诚的关心，可以参见我的这篇纪念短文。弗里德曼奖沿袭弗里德曼之名，奖励那些在各国以各种研究和活动推动个人自由和市场经济的个人，前面的获奖者包括2010年伊朗作家的甘吉（Akbar Ganji），2008年委内瑞拉的学生运动领袖郭学权（Yon Goicoechea），2006年的爱沙尼亚前总理马特·拉瓦尔（Mart Laar），2004年的秘鲁经济学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以及2002年的英国经济学家鲍彼德（Peter Bauer）等人。

这是个世界性的奖项，其评奖委员会的成员曾经有Rose Friedman（弗里德曼的夫人，故事参见《两个幸运的人》），乔治·威尔和撒切尔夫人等。

让我反驳几种谬见来呈现茅老的贡献吧。

第一种谬见来自经济学家或学者群体，比如说有不少经济学界，尤其是海外学界的人认为茅老的学术水平一般。接触过茅老的人都会知道茅老师从不以此为意，这也不是茅老师为人处世的目的。如果学术水平的衡量标准是且仅是top journal和影响因子，那么这些还在继续为此努力奋斗的师友们，请你们继续努力。不过在此之前请你们仔细阅读茅老的工作，现在你们以为是常识的“择优分配”理论和动态最优过程，那是茅老1980年代中期的贡献了。我也见过很多海外学子远胜亚当·斯密，这样下去他们战胜方舟子也是不无可能的。我当然也觉得学术极端重要，但治学严谨的人，或者自诩严谨的人，在你们以你们的标准来评价茅老师之前，请仔细读一下弗里德曼奖对茅老的说明，以及了解清楚指责“土豆为什么没有番茄味”的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

茅老在天则，在富平，以及在小额信贷等各种领域的贡献，并没有进入学院派的视野，我完全能够理解。作为一个起而先行者，茅老从来鼓励后学，即便在遭受各种非难辱骂时也从不对攻击者恶语相向，如有君子，茅老是。而且显而易见，在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茅老的标准与学院派并不一致，我不认为两者有高下之分，只是希望学院派的经济学家也恪守本分发挥专长，早日获得克拉克奖。

第二种谬见来自《环球时报》胡锡进主编这样的“屁股长在肩上派”。胡锡进在微博上是这么写的“茅于轼获美国智库办法的弗里德曼自由奖。祝贺他。我同时想说，这个奖即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自由派才有了特殊关注和兴趣，茅这样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的人，才有越来越多从西方获奖的机会。他们是中国强大另辟蹊径的受益者。我相信茅很清楚这个因果关系。”我讽刺了下胡编是既搞学术又政治不活跃。胡编遭到了网友潮水般的唾骂后大概也觉得不妥，又发了一条说“明天的评论中没有用学术成就一般但政治上活跃这句评语，我注意到大家对这个评语争议很大。”

不过胡坚持这个奖即是美国人给他的，更是中国给他的。我完全同意，这个奖不仅是美国发的，也是中国发的，更是全世界热爱自由的人发的。这当然不是因为中国强大了，美国对中国感兴趣，因为可以作为明证的是之前的弗里德曼奖获得者得奖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国家强大了，比如伊朗和委内瑞拉。所以胡编这种用屁股进行的思考是完全站不住脚后跟的。从中国人频频获得西方奖项，例如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人权奖、以及弗里德曼奖来看，我更愿胡编早日站在中国角度，将此理解成世界人民对中国的鞭策，早日意识到中国的党和政府在这些方面的问题。也希望胡编不断督促党和政府持续改进，早日成为人民合格的走狗。

第三种谬见是对几个茅老师介入的重大争论的误解，例如“为富人说话给穷人办事”和十八亿亩红线之争。我在这里有过一个辩护，不复多言。

总之，热爱自由的人，都会为这个消息高兴。恭喜茅老师获得弗里德曼奖，期待华盛顿的再次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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