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贵族|k街观察37

李华芳

刘军宁老师在《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慈善的三重境界》。他认为依据人类的智慧与精神高度，可以将人类活动分为生产思想、依据思想来设计与建立政治、以及受特定思想影响做出日常行为等三个层次。而对应人类活动的这三个层次，慈善活动相应可以划出三个境界：“一是资助与支持思想与观念生产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建立特定政治制度的慈善；二是资助与扶持特定救助行动的慈善。”

这听起来非常类似资助“大学-智库-行动团体”的柯克模式。只是这种成熟的慈善理念需要长期的沉淀，尤其是对智库的资助更是如此。事实上，对中国的富人而言，并不缺乏富有善心的人，而且也有大量的富人通过各种形式行善。但不得不承认，更多的富人还停留在豪宅香车式的攀比之中，陷入物品的奢侈程度的竞赛。即便偶尔赢得此类竞赛的富人，也很快会被超过。

但此类竞争的实质是拥有他人无法拥有的“东西”，只是未开眼界的富人们往往受制于拜物教的局限，整个群体的想象力都停留在自我满足上。其实只需要打开这些富人的眼界，让这种富人之间的竞争转向“为世界服务”的竞争上来，那么就会催生这些富人在慈善领域的企业家精神。如同柯克基金会的“大学-智库-行动团体”的资助模式一样。

当然，在当下中国，与思想的生产和推广相关的富人慈善尽管尚不多见，也并非无迹可寻。以资助高等教育为例，邵逸夫可以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即便如此，较为受推崇的模式一般是在大学修建实体建筑，或者资助贫困学生等形式，与真正激励基础研究或生产思想，还是有一定距离。到现在中国的大学才慢慢开始设立“讲席教授”，采用这种欧美大学早已十分成熟的资助“人”而不是“物”的模式。对中国而言，资助无形的思想和服务而不是有形的大楼和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刘军宁的文章中，在资助思想这一层，提到了约翰·坦普顿基金会（John Templeton Foundation）对人类重大问题的研究资助，这些重大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人类有灵魂吗”、“当代神经科学支持还是挑战了自由意志”、“美德是可以培育的吗”等类似的问题，从这几个问题不难看出坦普顿基金会的眼光和战略，与类似“上海陆家嘴如何建成国际金融中心之类”的问题，形成强烈的对照。

坦普顿基金会另有一个重要的奖项是经阿特拉斯基金会（Atlas）颁发的坦普顿自由奖，专门奖励那些“知识企业家”（intellectual entrepreneurs）与全世界智库为推进自由而进行的的创新性活动。这也是阿特拉斯基金会作为培养新一代智库领导人的重要项目。由于专注培养下一代智库领导人、推进自由，阿特拉斯基金会也被称为“智库的智库”。但这跟坦普顿基金会的支持显然是分不开的。

刘军宁的文章还提到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那就是乔治·索罗斯。这个金融大鳄因亚洲金融危机时狙击港币而名噪一时，但在智库界，索罗斯却是以“开放社会基金会”而著称，其最大的成功是为东欧的转型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持。

不管是坦普顿还是索罗斯，都没有局限在物质享受上，而且在行善中也别具一格，选择了资助思想这样一项短期内无法见效的领域。去年的时候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曾经对《福布斯》杂志放言将捐500亿资助教育，主要是投给北大，不知道这个举措是否得以落实成型。

我之前有个建议给黄怒波先生，说不妨考虑捐赠智库，不过这忽略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中国缺少一个相对成熟的思想市场。目前这个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不仅是媒体，智库本身的发展也是如此。吸取了东欧意识形态变更的教训，索罗斯的基金会在中国就完全不受欢迎。

所以，可能是我想错了。真正导致中国富人不捐助智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富人们眼光短浅，满足物质享受不愿意资助思想产品及相关服务，成不了思想贵族。而是因为国家不允许私人做好事，垄断了提供思想产品的渠道，导致私人捐赠根本无法进入到捐赠思想的领域。也就是说，即便中国富人们想成为思想贵族，横亘在他们面前的是一道无法逾越的制度门槛。

这一对思想市场的管制造成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即便是改革开放已经过了三十多年，钱学森之问依旧是决策者面对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换句话说，在我们艳羡美国大学各类思想层出不穷、k街智库繁盛多元时，似乎也应该反思一下到底是因为中国富人们不想当思想贵族，还是因为现有的管制造成怪圈，使得富人们无法资助思想。若是后者，那倒是无需假装继续摸石头了，有现成的k街模式可以学习借鉴，直接发挥后发优势，过河就好了。

刊于《南方都市报》201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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