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的选择|K街观察19

李华芳

单个K街思想库保持独立，除了要从组织登记看是否登记成为独立的非政府组织，还要从资金来源上看其是不是依赖单个特定的提供者，争取资金来源多样化和非限定目的的捐赠，是k街思想库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在《再谈思想库的独立性》（南方都市报，2011年9月3日），我还提到应该注意到思想库内部的研究员的个人研究一般而来是独立的，这往往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即便是在资金和组织形式受限的情况下，思想库的政策研究和相应政策建议，依旧有可能是独立的。但这一点还需要展开来说，通常而言，由于思想库的政策研究导向，使得研究人员比起传统的学院派，更容易陷入到学术与政治的纠结中。而这种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摇摆，极有可能影响研究成果的中立性。因为从政治的角度来看，研究者就很难摆脱韦伯所说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的影响，做出价值中立的科学研究。

即便研究员的研究呈现出非意图的结果，但是一个思想库的独立性依旧会因为其总体上在一个较长时段的表现，而被贴上激进或保守的标签。尤其从旋转门的历史来看，民主党上台组阁时，总是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e）大出风头之际。早在克林顿执政时期，现任布鲁金斯学会的会长谭伯特（Strobe Talbott）就曾担任副国务卿。根据布鲁金斯网站的统计，目前布鲁金斯学会加入奥巴马政府的人数已经超过30人。而一旦共和党执政，那就风水轮流转，轮到保守型思想库大放异彩了。以著名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为例，小布什执政期间，超过20位美国企业研究所成员加盟该届政府，其中包括当时的副总统切尼。

反映到大众舆论上，尤其是媒体上，就很容易呈现出“布鲁金斯学会是激进派，而美国企业研究所是保守派”这样的声音。尽管仔细审视一个思想库本身发展的历史，也可能在一段时间里偏激进，而在另外的时期呈现出保守的态势。这往往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例如在萧条时期激进变革的声音总是较为受欢迎，而与此相反，舆论可能就会更加倾向于接受保守派的观点。

对于同一个思想库来说，这种应社会情势而变的选择一直存在。此类思想库一般而言并没有过度的意识形态化理念，政策研究多以合同形式出现，尽管除去约定保密的部分外，研究成果还是会向公众开放。例如著名的兰德公司（RAND）就是这种顺应时代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从历史纵向的角度来看，一个思想库本身就可能做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倾向性选择，尽管这种选择同样受到研究人员非意图后果的影响。

而在同一时期从横向比较来看，不同的思想库之间又拿出各自不同的政策研究和建议，决策者在政策选择的时候，有多种备选从而能够避免较为极端的政策选择。尽管这大部分是因为议案在两院各种利益集团博弈妥协的结果。但从思想库提供的政策选择而言，竞争无疑促成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政策选择标准的出现。

这意味着要了解思想库的独立性和政策选择的独立性，不仅需要看单个思想库的组织登记和资金来源情况、以及其在历史上的政策建议取向，也需要看同一时期持不同政策建议的思想库相互竞争呈现的结果。最后推出的公共政策，从纵向看是一个摇摆的选择，但这一摇摆的选择可能也是同一时期激进的政策建议和保守的政策建议妥协的产物。

那么对于单个思想库而言，例如对布鲁金斯学会来说，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纵向的摇摆选择会不会和横向的妥协选择出现冲突。例如在奥巴马上台后，布鲁金斯学会从纵向看应该强化激进的政策选择以适应民主党的需求，但从横向上来看主张强化激进的政策可能就更加不容易被接受。当然也许会有人指出，政策选择的主体并不是思想库。话虽如此，但走极端的理念不管是被决策者，还是被大众接受的程度都较低。所以思想库的具体政策建议一般都实现考虑了这种“妥协”，换个名词叫做“政治可行性”。

所以当纵向选择与横向选择冲突之时，是应该坚持纵向选择呢还是应该更趋向于横向选择？这一政策选择过程中，思想库的角色的确耐人寻味，也值得进一步深入分析各个分支上的影响力究竟如何，以及具体怎么发挥对决策过程的影响。思想库的独立性选择，不是简单的事。

K街观察是与《南方都市报》合作的专栏，关注华府思想库及相关公共政策话题。

作者系美利坚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研究生。